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优质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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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大了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解决力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在10月表示，我国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基本解决，大部分省份已建立工资保证金制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工作重心已由“清理旧欠”向“预防新欠”转变。[1]这一消息确实鼓舞人心，但从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咨询和办理的案件来看，即使“旧欠”已清理完，“新欠”又接踵而至，仍然有大量农民工因拖欠工资而来求助，农民工欠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欠薪不但使农民工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而且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自9月8日成立至5月31日，共接待欠薪咨询案件6232件，涉及农民工65320人;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欠薪案件1880件，涉及农民工2830人次。现以工作站援助的欠薪案件中可核查的2782名农民工为基础，对当前北京市农民工欠薪情况进行分析。

表1年龄分布。

年龄（岁）。

16岁以下（不含16岁）。

16—17。

18—25。

26—35。

36—45。

46岁以上。

人数。

7

41。

470。

788。

957。

519。

比例。

0.3%。

1.5%。

16.9%。

28.3%。

34.4%。

18.7%。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虽然近几年来农民工平均年龄有增加的趋势，但仍以青壮年为主。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6.3岁，其中25岁以下的占18.6%;35岁以下的占46.9%;另外，36—45岁的比例较高，达到了34.4%，主要原因是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工大多要承担子女上学及赡养老人的负担，外出打工的人数比较多。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家庭来说，打工收入是其主要经济来源，欠薪不仅会造成农民工家庭生活困难，还可能影响下一代的教育成长和老人的赡养。

表2性别分析。

性别。

男

女

人数。

2637。

145。

所占比例。

94.8%。

5.2%。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从受援助的农民工性别结构来看，男性占绝大多数，是女性打工者的18倍还多，是打工人员的主力。在145名受援助女性当中，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有61人，建筑行业仍然是人数最多的，其次是加工制造业，有57人。女性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一般来说较多的从事杂工、小工等工作量不太大、危险性也比较小的工种。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人数。

34。

754。

1755。

212。

27。

比例。

1.2%。

27.1%。

63.1%。

7.6%。

1%。

注：本表统计基数为2782人。

在工作站援助的2782名农民工中，具有大学文化的只有5人，具有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也是非常少，绝大部分的农民工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有的农民工来工作站申请法律援助时连字都不会写。这与国务院研究室在《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外出农民工年龄较轻，思想活跃，有强烈的外出冲动，也较为容易适应现代工业的生产要求，但总体素质仍然偏低，多数只能吃‘青春饭’，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的农民工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技术简单的工作，与用人单位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一旦权益受到侵害，不知道怎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甚至采取过激行为。

(四)从事建筑工程的农民工占绝大多数。

表3从业领域。

行业。

建筑工程。

加工制造。

服务业及其他行业。

人数。

2457。

143。

182。

比例。

88.3%。

5.1%。

6.6%。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根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统计，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的占30.3%，在建筑业就业的占22.9%，两者所占比重最大。从工作站援助的农民工从业结构来看，建筑领域的高达88.3%，农民工已成为建筑用工的主要来源。建筑业以体力劳动为主，行业准入的门槛低，适合于文化程度偏低的青壮年农民工;但这个行业也是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发生工伤事故比较严重的行业。

农民工从业领域以及文化水平低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这种趋势不可能短时间内改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还不到位。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关键也在于对建筑领域的规范管理。

(六)外出找工作主要依赖别人介绍。

表5外出就业途径。

外出方式。

别人介绍。

用人单位招聘。

自己找。

中介。

人数。

2431。

193。

156。

2

比例。

87.4%。

6.9%。

5.6%。

0.07%。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的统计，88%的农民工通过自发方式外出，有组织的仅占到12%。从表5的统计来看，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没有明显变化，自发性外出的占到总数的93%。农民工外出打工仍然以地缘、亲缘关系为主，这里所说的“别人介绍”主要就是指“老乡带老乡”的形式。这部分农民工在离开老家时基本上就确定了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这种方式成本低、成功率高，是目前最主要的就业途径;而劳务中介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2782个农民工中，只有0.07%是通过中介找到工作的。目前的中介市场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提供的有效就业信息不足，而且质量参差不齐，还要交纳不菲的中介费，难以得到农民工的信任。

(七)包工头。

包工头。

有

无

人数。

2296。

486。

比例。

82.5%。

17.5%。

注：本表基数为2782人。

从统计数字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跟随包工头干活，占到总数的82.5%;在工作站成立一周年(209月至9月)的调查中，这一比例占到87%，可以看出，跟随包工头干活的农民工人数有所降低，主要是由于非建筑行业申请援助的农民工人数有所增加。但在从事建筑工程的2457名农民工当中，这一比例仍然高达91%，与一周年的调查(92.7%)相比虽然略有降低，但比例之高仍然令人担忧。虽然包工头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农民工就业的渠道、降低其寻找工作的成本，但包工头的存在无疑是导致劳动力市场混乱的重要原因，严重危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七)务工期限较短。

表6务工期限。

打工期限。

6个月以内（含6个月）。

6个月至1年（含1年）。

1年至2年（含2年）。

2年以上。

人数。

2093。

508。

72。

109。

比例。

75.2%。

18.3%。

2.6%。

3.9%。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93名农民工的务工期限在6个月(含6个月)以下，其中在建筑行业工作的有1941人，占到92.7%。由于建筑行业本身的特点,一旦工程结束，农民工的打工日子也就随之暂时结束，因此大部分农民工在同一单位务工期限很短。连续务工在6个月至1年间的农民工人数为508人，比例为18.3%;连续务工期限在1年至2年之间的农民工人数为72人，所占比例为2.6%;务工期限在2年以上的农民工有109人，比例为3.9%，其中仅有37人从事建筑行业。务工期限在1年以上的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加工制造等较为稳定的工作。

(八)受援助的农民工来自河北的最多。

表7籍贯。

籍贯。

河北。

四川。

河南。

安徽。

山西。

山东。

北京。

其他地区省份。

人数。

1088。

403。

474。

137。

73。

82。

70。

455。

比例。

39.1%。

14.5%。

17%。

4.9%。

2.6%。

2.9%。

2.5%。

16.4%。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从工作站援助的案件来看，河北省的农民工数量最多，有1088人，所占比例达到了39.1%，这主要是由于河北省的地理位置邻近北京。而四川省和河南省原本就是两个农民工输出大省，申请援助的比例也就较之其他省份要高，分别为403人和474人，所占比例分别是14.5%和17%，其余农民工主要来自安徽、山西及山东等省份。此外，北京本地的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也逐渐增多。

(九)群体性案件发生的比例较高。

表8涉案人数。

人数。

1人。

2—4人。

5—10人。

11人以上。

件数。

125。

28。

51。

78。

涉案人数。

125。

73。

363。

2221。

人数比例。

4.5%。

2.6%。

13%。

79.8%。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在工作站援助的案件中，群体性的欠薪案件发生比例较高，5人以上的群体性案件共129起，涉及的农民工人数为2584人，所占比例高达92.9%;而11人以上的欠薪案件78起，涉案人数为2221人，比例为79.8%。群体性案件发生率高，与农民工主要在建筑行业打工有关系，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包工头。群体性案件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结案形式以法院判决和律师调解为主。

表9结案形式。

结案形式。

调解。

仲裁裁决。

法院判决。

终止援助。

监察调解。

律师调解。

仲裁调解。

法院调解。

涉案人数。

14。

635。

69。

148。

30。

1101。

312。

所占比例。

0.6%。

27.5%。

3%。

6.4%。

1.3%。

47.7%。

13.5%。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已结案件中的2309人。

在已经结案的2309人中，主要结案形式为法院判决和律师调解。其中通过法院判决结案的人数为1101人，所占比例为47.7%。调解结案的总人数为866人，所占比例为37.5%，调解结案的比例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证据不足及维权成本过高，许多农民工主动选择或被迫接受调解。在调解中，律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律师调解结案涉及的人数为635人，占全部结案人数的27.5%，大概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通过律师调解结案。此外，工作站对312名农民工终止了援助，有一些案件是因为当事人提交给工作站的证据中存在伪造情况，如杨某等151人欠薪案中，援助律师经过去农民工原籍调查发现，许多农民工对于该案已经申请援助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其提交给工作站的授权委托书(已经过公证)和证据欠条中有包工头伪造的，因此工作站决定终止对其进行法律援助。还有的案件在律师为农民工办理援助手续后，在较长时间内联系不上农民工，只能终止。这种情况下，如农民工再来申请援助，符合条件的，工作站同样会受理。

(十一)农民工欠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表10欠薪发生年份。

欠薪发生年份。

涉及人数。

66。

1

190。

231。

664。

679。

620。

3

所占比例。

2.7%。

7.7%。

9.4%。

27%。

27.6%。

25.2%。

0.1%。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457人。

从工作站援助的案件来看，在2001至20这一段时间里，除了只有一人外，其余年份中，20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数量最多，有679人，所占比例为27.6%。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数量明显减少，一个原因是统计时只截至2008年5月31日，尚未到年底结算工资的事件;另外，援助律师在办案中感觉到，现在政府采取的遏制欠薪案件发生的措施还是比较有效的，尤其是针对大中型建筑公司，即使其将工程违法分包或发包给包工头的，农民工欠薪的数量还是大大减少了。因拖欠工资到工作站求助的农民工当中，其他行业的逐渐增多，追讨加班费的也在增多。

二、农民工欠薪维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难以区分，不利于农民工维权。

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是在司法实践中界定非常模糊的概念，两者都以一方提供劳务以获取相应报酬为基本形态;但在不同的关系中，劳动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本质的不同，因此适用的法律完全不同。如判断为劳动关系的，要适用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要遵守国家对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安全标准等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劳动者团结权的行使;但如果确定为劳务关系的，双方只是提供劳动和给付对价的债权债务关系，适用《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的规定，接受劳动方没有对劳动者的惩戒权，但也不必遵守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的约束。但在具体实践中这两者之间如何区别，就连劳动法专家也会有不同意见，而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区分不明，对于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来说，却可能使其难以保障自己的权利。

从北京市农民工办理的拖欠工资案件来看，2457名农民工在建筑工地打工，占到了总数的88.3%，除了122人是由律师直接调解结案的以外，有2177名农民工在被拖欠工资后，是按照拖欠劳务费起诉的，占到88.6%。从统计数字来看，工作站处理的绝大多数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是按照劳务关系来讨要其工资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在建筑工地打工时并非直接受雇于建筑公司，而往往是跟随包工头打工，无论工作内容、工资约定、日常管理还是工资发放，均依赖于包工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劳动监察部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就认为农民工是跟着包工头打工的，与建筑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两者当然无法建立劳动关系，而只能是与包工头形成雇佣关系，从而将其划入“劳务关系”的范畴。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农民工在意识到运用法律维权时，常常已经超过了60日仲裁时效(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生效之前，仲裁时效为60天)，如果仍然坚持劳动关系，得到的必然是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决，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以劳务关系直接向法院起诉。

一旦被认定为劳务关系，农民工的很多权益就难以保障。如月收入可能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日工作超过8小时的无法要求支付加班工资，被拖欠工资无法主张25%的经济补偿金，在诉讼时也要承担更多的举证义务;而且法院一旦认定双方是劳务关系，往往会判决让包工头承担“雇主责任”，由于包工头流动性频繁，可能导致判决难以执行。

(二)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农民工权益难保障。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的凭证，是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是劳动者保障自身权益、双方处理争议的重要依据。《劳动法》第16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10条也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出于各种目的不愿与农民工签订合同。工作站援助的2782人中，只有194人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7%，并且其中有59人的合同是由用人单位保管的，农民工手中并没有。国务院研究室所做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称，据劳动保障部2004年对40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也仅仅为12.5%。[2]农民工直接找用人单位索要工资时，由于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往往拒绝承认其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加之没有其他的证据，造成农民工讨要工资时求告无门。农民工由于没有劳动合同的保障，只能确认与用人单位的事实劳动关系，增加了维权的困难。

即使事实劳动关系得以确认，由于没有劳动合同的明确规定，农民工的诸多劳动权利仍然处于未明的状态，如工资数额难以确定。有的农民工在打工之初与用人单位有过工资数额的口头约定，但一旦发生争议，往往因用人单位拒绝承认而致工资数额不明;还有一些农民工打工时也没有对工资的明确约定，被拖欠工资后更是难以说明。当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只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无法确定具体的工资数额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的裁判就有不同。有的判令用人单位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农民工工资，如工作站援助的陈某被拖欠工资案中，法院最终判决公司按照每月580元(北京市2005年7月至2006年7月最低工资标准)向工作岗位是公司技术管理人员的陈某支付工资，显然与陈某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差甚远。但工作站办理的欠薪案件中，越来越多的裁判者在工资数额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用人单位又提供不出工资支付凭证加以证明的情况下，会裁判支持劳动者主张的数额，由用人单位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是对劳动者非常好的保护。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由于加重了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力度，劳动合同签订率有了很明显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用人单位种种规避法律的做法，如用人单位签完合同后即收回，以便应付劳动行政部门的检查，或者当劳动者诉至仲裁委或法院时，避免受到不利处罚，但实际上劳动者本人并没有合同，其地位仍然类似于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形，一旦权利被侵害而用人单位又不愿承担责任时，只能先搜集各种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如若无法证明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很可能拒绝承认其为本单位员工，也不可能承担责任。还有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虽然也能给劳动者一份，但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数额却不是实发数额。如工作站接待咨询的张某被拖欠工资案中，张某每月实发工资1200元，但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数额只有每月730元(北京市20至今的最低工资标准)，如张某不同意则立即辞退。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一般都不会因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侵权而放弃目前比较满意的工作，但如果发生争议，仲裁委和法院很有可能按照劳动合同中的约定来裁判，农民工的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

(三)超时间劳动现象普遍，加班工资难以保障。

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日工作时间11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加班工资。[3]工作站援助的农民工从人数上来看，绝大多数从事的是建筑工程工作，加班加点现象更加普遍;并且，用人单位(或包工头)也很少支付加班加点工资。由于建筑行业的特殊性，包工头往往与农民工约定日工资标准，如架子工每日工资70元，小工每日工资45元等;或者直接按照工程量约定。无论其工作多长时间均以此为准，并且考勤记录也只是记载工作天数，几乎没人统计每日工作的时间。因而对于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来说，加班加点工资难以保障，不仅是缺少劳动合同难以认定的问题，还涉及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再确认劳动关系后加班时间证明的问题。由于建筑工地被拖欠工资的，往往以拖欠劳务费(劳务关系)为由直接向法院起诉，也就无法按照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性规定来要求加班工资了。

从事餐饮、保洁、保安等服务业以及加工制造业等非建筑行业的农民工，虽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比较容易认定，但存在的严重超时工作和不支付加班费的问题同样严重。2007年，由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牵头，在全国1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地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的协助下，开展了有关女性农民工劳动权利的随机问卷调查。从调查的统计数据来看，730名被调查的女性当中，日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的有346人，占47.4%;311名女工表示加班是单位的强制性要求，占到总数的42.6%;244名女工表示没有加班后没有加班费，占到总数的33.4%。实际上，该调查从女性的视角反映了存在于整个农民工群体中的问题。

从工作站提供咨询以及办理的案件来看，有些用人单位明确拒绝支付加班费，而有些用人单位却采用种种手段规避法律对加班费的强制性规定。

用人单位最常用的规避方式则是采用计件工资制。表面上看起来多干多得，实际上超过8小时后的工作时间所得仅仅是普通的工资标准，并没有按照加班工资的标准支付。但这种方式有隐蔽性，很多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被拖欠了加班工资。如杨某欠薪案件中，杨某于2008年年初来到北京某床上用品公司做缝纫工，实行计件工资制，后杨某被拖欠2个多月工资。杨某来工作站求助时，律师发现其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除了按照计件工资计算的工资数额外，还应该向单位主张加班期间的工资，而杨某起初却觉得自己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即可。

还有的单位安排职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却没有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也不支付加班工资，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如工作站办理的崔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案件中，崔某是某物业公司的一名电工，物业公司安排崔某实行工作24小时休48小时的工时制度，工资是固定薪酬，每月1200元。但物业公司并没有向劳动行政部门提交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申请，依照法律规定只能实行标准工时制，也就是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40小时、每月加班时间不超过36小时的强制性规定。物业公司自己的工时安排很明显违反了该规定，但公司却认为自己已经给崔某充分的休息时间，不应该再支付加班费。还有的农民工做保安工作，根本没有安排具体的工作时间，往往值班室就是宿舍，要保证一天24小时对所负责小区的安全巡查，没有事情时就可以休息，但工作时间、加班时间和休息时间就很难判断。如工作站接待咨询的王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案中，王某被某物业公司派驻某小区做安全保卫工作，月工资固定为800元。夜里王某一般都可以睡觉，但如果有车进出，就需要他开门并检查。对于王某是否存在加班、如果有加班应如何计算加班费的问题，就存在着多种不同看法。

由于农民工就业的非正规性和多样性，往往较之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更难判断其正常工作时间和加班工资，也更难得到仲裁委员会或法院对其加班费的支持。

中国农民工的调研报告

春节期间我通过对我家乡盐城市响水县黄圩镇返乡农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我对家乡农民工在收入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农民工的欠薪、讨薪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在调查的基础上，我从从业情况、工资状况、讨薪问题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的分析研究，认为至少在我省苏南地区各市外来的农民工遭受欠薪和被迫讨薪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在其它应享有的基本待遇上仍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他们普遍忍受着没有福利和保险、没有休假、超时工作以及没有奖金补贴的待遇。我希望对农民工问题不只是关注，而是更多地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来改善农民工的现状。

现将此次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正文内容)。

一、调查背景和调查方式。

二、调查的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分别针对农民工、企业(用人单位)，主要从从业情况、工资状况、讨薪问题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

1、农民工大多是通过劳动市场找到工作单位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亲友、同乡介绍工作的。

2、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建筑工人、工厂临时工、餐厅服务员、家政服务人员、城市环卫工人等。而且农民工大多奋斗在第二产业，从事的工作大多工作条件比较差、工作强度大，有些甚至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是城市居民所不愿从事的工作。

3、对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合同情况的调查发现，由于政府部门加大了建筑行业、加工制造业等农民工相对比较集中的企业的监督管理，现在签订劳动合同、临时雇佣合同的比例大大提高了。但还是有不签合同的情况，往往出现在打短工、由熟人介绍工作、以及在无照经营的个体经营加工户打工的农民工身上。有的是因为不知道有订合同这回事，有的是根本不把签合同当回事，还有的则是因为老板根本不理会这种要求。而且，即使有签订合同，也往往是企业指定的，存在大量不合理、不合法的霸王条款，再加上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条约理解并不深，明显不利于保护农民工权益。

1、农民工工作报酬的计酬方式主要为计件制和计时制，计时制有按小时和按日两种。

2、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按工作的强度、技术要求、个人能力等有较大差别，从1500元到3500元不等。但是一般都没有奖金、公积金、社会福利、医疗保险。

3、薪资的发放有三种情况：打短工的一般是在完工以后一次性发放，不过可以预支一些作为生活费;建筑行业一般分为两部分，每月发放一部分生活费，年末或工程结束时再发放另一部分;工厂以及服务业一般按月发放，但会扣留一定的保证金，如果是打短工很容易发生拿不到短期打工的工资，损失保证金的情况。

1、出现工资拖欠的比例不高，而且多为无照经营的个体经营加工户、黑工头等不正规的雇主。工厂、工地往往会因为资金没有到位而出现短时间拖欠工资，但都能很快补发。

2、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主要有技术上的和道德上的两方面：技术上的原因有上家汇款迟延导致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企业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层层分包体制等;道德上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工头卷款逃跑、有的是老板无视农民工的权利而肆意侵害其利益。

3、农民工在遇到长时间老板拖欠工资时，所采取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直接向老板抗议、请工会之类的组织进行调解、向新闻媒体曝光、找政府部门投诉、求助于司法、仲裁等，其中，比较极端的有“跳楼秀”、绑架老板、报复包工头等，但一般很少会有人选择这种方式。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向政府部门投诉，因为一旦发生拖欠，向老板抗议或进行调解很少有实际效果，申请仲裁和诉诸于司法对农民工来说都成本太高，要上媒体又需要事情具有一定的新闻性，而找政府部门不但成本较低且成功几率也比较高。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1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19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19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19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2019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

》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而2019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19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19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劳动合同。

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据公安部2019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201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19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201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19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1年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月均工资比20xx年增加625元，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最新情况；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1]。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的估算，20xx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2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尽管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在各种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在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方针政策，设立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组织和机构，加强了对农民工问题的治理。20xx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这是国务院首份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综合性文件。《国务院意见》将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升到“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的高度，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比较全面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诸问题的思路、任务和具体措施。一年来，《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如何？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怎样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20xx年2~3月，武汉大学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民工最新情况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812份，有效问卷765份，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就业地分布在19个省市、输出地分布在28个省市，涉及农民工的各种问题81个。以期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以及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其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对《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1.1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略有增加，仍以青壮年为主。

在763个样本中，平均年龄为33岁，其中16~25岁的占28.8%,26~30岁的占12.3%,31~40岁的占31.4%,41岁以上的占27.5%。与20xx年相比[2],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提高了4岁，30岁以下的农民工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4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增加了近12个百分点。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30岁以下的占53.8%;男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30岁以下的占38.5%。

1.2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

从文化程度看，20xx年初，文盲/半文盲占3.3%,小学文化程度占16.6%,初中文化程度占59.6%,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18.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7%。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83%下降到8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17%上升到19.5%。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在本次调查中，农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为8.7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仍高达80·5%。在对“阻碍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的回答中，16·4%的农民工认为“文化程度太低”是最主要的障碍，这在所有选项中是最高的。

1.3农民工从事的行业部门有所扩大，但仍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但是农民工的就业部门仍然比较集中。在720个样本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分别占42.1%和36.7%,二者共占78.8%,其次依次是社会服务业占6.4%,批发零售业占4.4%,住宿餐饮业占3.8%,采矿业占2.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0.8%,其他行业占2.4%。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22%,20xx年占占25.2%,20xx年占30.3%,20xx年初达到42.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16.6%,20xx年占16.8%,20xx年占22.9%,20xx年初达到36.7%。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8588元，人均收入4408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3314元，人均农业纯收入1094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6.7%。根据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20xx年，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6065元，人均收入3587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2681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4.9%。与20xx年相比，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虽然，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有68·2%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地农村居于中等以上，但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这种反差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调查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出地，而东部地区仍然是主要的输入地。在本次调查中，中西部地区输出的农民工比例为71.4%,比20xx年高出4.4个百分点；[2]57.9%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就业。虽然农民工的输出输入地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农民工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比重有所提高。20xx年初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比20xx年的70%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则较20xx年的14%上升了13个百分点，达到27%。二是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20xx年跨省和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0%和35%,20xx年初，这一比重分别为48.6%和32.4%,分别下降了1.4和2.6个百分点。

2.1农民工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工资水平仍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xx-2004年，农民工月均工资由659元上升到780元，增长18.4%。而在20xx年初，农民工月均工资超过1300元，达到1305元，比20xx年增加了625元，增长80·1%,可见20xx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加快。从各月均收入组看，20xx年初月均800元以下的低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如月均收入在300~500元的农民工占2·9%,比20xx年下降了14·9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500~800元的农民工占15·6%,比20xx年下降了21·4个百分点。月均800元以上的较高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则大幅度增加，如月均收入在800~1000元的农民工占32·0%,比20xx年提高了15·6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1000~1200元的农民工占13·1%,月均收入在1200~1500元的农民工占17·2%,1500元以上的的农民工占19·2%,三者合计，即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达到49·5%,比20xx年提高了28·3个百分点。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显著低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农民工20xx年初的月均工资仅相当于20xx年11月全国职工月均工资的85·4%。此外，20xx年初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h,大大超过了城镇职工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果按20xx年城镇职工每周工作47·8h计算，则20xx年初农民工小时工资仅为20xx年全国职工小时工资的62·8%,农民工的相对工资水平就更低了(20xx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2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但一些行业和地区工资拖欠问题依然严峻。

在此次调查中，65·4%的被调查对象从未被拖欠过工资，18·8%的偶尔被拖欠过工资，15·8%的经常被拖欠工资，人均拖欠工资384元，而且大多数农民工通过与雇主协商等方式已经追回其中的85%。与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数据相比较，偶尔或经常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降低了13·7个百分点，人均拖欠工资也下降了近600元，追回的工资比例则上升了1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两年来，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行业和地区的工资拖欠情况看，工资拖欠的行业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而地区结构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建筑业的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最为严重，制造业次之，服务业最好。在工资拖欠问题最为严重，政府集中治理力度最大的建筑业，工资拖欠的比重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在本次调查中，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仍达到44·5%,比全国平均值高出9·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19·4%,比全国低15·2个百分点。从农民工输入地的地区结构看，作为农民工最为集中的东部地区，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的地区，因而也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重点地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已经超过东部成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东部地区则成为程度最轻的地区。在西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达到58·3%,比全国平均高出23·7个百分点；而在东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低2·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高出2·3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有17·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政府组织，7·0%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职业介绍机构，而这一比例在20xx年分别为1·9%和12·6%,两者合计共提高了9·9个百分点。表明农民工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是农民工的非正式信息渠道和就业途径仍然居于主导地位。20xx年初，75·6%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政府组织和职业介绍机构，85·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82·3%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依靠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只有4·2%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和政府组织，5·8%的农民工则是将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作为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上述对农民工找到工作最有帮助的信息渠道与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基本上一致。由于缺乏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帮助和政府与职业介绍机构的依靠，仍有11·6%的农民工认为找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就业信息和没有人帮助。

调查显示，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81·6%的是在1周以内，11·7%的是在1个月内，6·6%的是在1个月以上，而未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这一比例分别为70·4%、17·6%和12·0%。虽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比不使用个人关系能够更快地找到工作，但是通过政府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报纸电视等媒体以及人才市场等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要高于通过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和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等非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在本次调查中，前者的月均工资为1348元，后者的月均工资为1267元，前者比后者高出81元。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2]。那么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打工主要目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政府组织或职业介绍机构呢？主要原因是相关组织机构宣传、服务的不到位以及这两种方式本身的不规范、不完善，导致农民工不得已而选择其他的非正式途径。在本次调查中，6·8%的农民工认为以上两种途径费用太高，26·6%的农民工对以上两种途径缺乏信任，害怕被骗，13·0%的农民工仍然不知道利用以上两种途径，53·6%是由于有了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介绍等原因而放弃使用以上两种途径。

2.4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依然严重，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每周平均6·5天，每天平均10·0h,比20xx年3月的每周平均6·6天和每天平均10·01h略有下降，但大大高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超时加班就成为农民工工作的常态。60·9%的农民工表示他们要经常加班，54·1%的农民工表示在节假日不能得到休息。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很多工种岗位具有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特点，超时加班工作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虽然农民工要经常加班，以牺牲健康权和休息权为代价，但是很多农民工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在经常加班的农民工中，有40·6%的没有加班费。在节假日的加班中，更有60·1%的没有加班费。

2.5虽然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较高，但农民工的社会满意度较低。

20xx年初，农民工对目前打工的企业和工种岗位的评价较好，满意度较高。在农民工对打工单位的评价中，对打工单位“很满意”的占5·2%,“较满意”的占25·3%,“一般”的占52·5%,“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仅占14·6%和2·4%。农民工对目前的工种岗位感到“很理想”的占5·4%,“较好”的占29·7%,“一般”的占49·5%,“较差”和“很差”的仅占12·8%和2·6%。与20xx年相比，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都有所提高。从社会地位方面看，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47·6%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20·3%的被访者感觉社会地位不高，个人尊严方面曾经受到过伤害，9·6%的农民工担心受城里人的歧视。

2.6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与20xx年相比，20xx年初，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均有所提高。20xx年初，有66·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社会保障，比20xx年的参保意愿提高了11·5个百分点；实际参加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总人数的26·2%,8·0%,13·0%和4·8%,比20xx年分别提高了19·8,6·2,11·2和4·1个百分点。说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依然很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都有待提高。

2.7尽管大部分农民工愿意市民化，但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只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才算完成，只有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才能改变，农民工问题才能最终消失，“三农”问题也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大部分农民工愿意脱离农村、实现市民化，而且这种愿望还在增强，但是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障碍和困难。在接受调查的757位农民工中，在条件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67·8%的希望脱离农村，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一比例比20xx年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不希望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仅占32·2%。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在收入和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调查显示，在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最主要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民负担太重”、“农民社会地位太低”,分别占33·7%,21·0%,13·9%,10·6%(见表1)。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来自城市的工作、生活压力和风险。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市压力大，不如农村生活舒适”、“城市就业风险大，害怕失业后生活没有保障”、“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住房”、“城市生活费用太高”,分别占22·7%,21·9%,14·6%,11·2%(见表2)。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希望脱离农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在694个样本中，87·0%的农民工认为还没有成为市民，5·8%的农民工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成为市民，只有7·2%的农民工认为已经成为市民政策性因素是阻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最主要原因。在没有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中，25·6%的认为是政策原因造成的，只有11·3%的是不愿意成为市民。此外，虽然有63·1%农民工的认为是自身还不具备成为市民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这部分农民工真的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而是恰恰反映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条件要求过高，从而农民工也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审视自身的条件。在农民工认为成为市民的最主要标志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取得了城市户口”和“在城市购买了住房”,分别占37·9%,25·6%和17·7%。这些成为市民的标志或条件本身就是由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设置的，在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背景下，农民工确实很难具备这些条件。在影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因素中，92·3%的农民工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过高的房价，还有6·6%的农民工认为是农村土地制度。

中国农民工相关调研报告

本次调查分别针对农民工、企业（用人单位），主要从从业情况、工资状况、讨薪问题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民工的从业情况。

1、农民工大多是通过劳动市场找到工作单位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亲友、同乡介绍工作的。

2、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建筑工人、工厂临时工、餐厅服务员、家政服务人员、城市环卫工人等。而且农民工大多奋斗在第二产业，从事的工作大多工作条件比较差、工作强度大，有些甚至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是城市居民所不愿从事的工作。

3、对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合同情况的调查发现，由于政府部门加大了建筑行业、加工制造业等农民工相对比较集中的企业的监督管理，现在签订劳动合同、临时雇佣合同的比例大大提高了。但还是有不签合同的情况，往往出现在打短工、由熟人介绍工作、以及在无照经营的个体经营加工户打工的农民工身上。有的是因为不知道有订合同这回事，有的是根本不把签合同当回事，还有的则是因为老板根本不理会这种要求。而且，即使有签订合同，也往往是企业指定的，存在大量不合理、不合法的霸王条款，再加上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条约理解并不深，明显不利于保护农民工权益。

（二）民工的工资状况。

1、农民工工作报酬的计酬方式主要为计件制和计时制，计时制有按小时和按日两种。

2、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按工作的强度、技术要求、个人能力等有较大差别，从1500元到3500元不等。但是一般都没有奖金、公积金、社会福利、医疗保险。

3、薪资的发放有三种情况：打短工的一般是在完工以后一次性发放，不过可以预支一些作为生活费；建筑行业一般分为两部分，每月发放一部分生活费，年末或工程结束时再发放另一部分；工厂以及服务业一般按月发放，但会扣留一定的保证金，如果是打短工很容易发生拿不到短期打工的工资，损失保证金的情况。

（三）农民工的讨薪问题。

1、出现工资拖欠的比例不高，而且多为无照经营的个体经营加工户、黑工头等不正规的雇主。工厂、工地往往会因为资金没有到位而出现短时间拖欠工资，但都能很快补发。

2、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主要有技术上的和道德上的两方面：技术上的原因有上家汇款迟延导致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企业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层层分包体制等；道德上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工头卷款逃跑、有的是老板无视农民工的权利而肆意侵害其利益。

3、农民工在遇到长时间老板拖欠工资时，所采取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直接向老板抗议、请工会之类的组织进行调解、向新闻媒体曝光、找政府部门投诉、求助于司法、仲裁等，其中，比较极端的有"跳楼秀"、绑架老板、报复包工头等，但一般很少会有人选择这种方式。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向政府部门投诉，因为一旦发生拖欠，向老板抗议或进行调解很少有实际效果，申请仲裁和诉诸于司法对农民工来说都成本太高，要上媒体又需要事情具有一定的新闻性，而找政府部门不但成本较低且成功几率也比较高。

4、各地方政府都有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并设有监察大队（纠察大队）专门处理这类案件，以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减少侵害的发生。从调查来看，各地政府部门都能比较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一经调查认定，坚决追讨回欠款，案件成功解决的几率在98%以上，而且对违规单位有处罚、教育等手段。为了减少事件的发生政府还有日常的巡查，主动进行监察工作，平时也经常展开针对性的宣传教育。

中国农民工的调研报告

1、农民工大多是通过劳动市场找到工作单位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亲友、同乡介绍工作的。

2、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建筑工人、工厂临时工、餐厅服务员、家政服务人员、城市环卫工人等。而且农民工大多奋斗在第二产业，从事的工作大多工作条件比较差、工作强度大，有些甚至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是城市居民所不愿从事的工作。

3、对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合同情况的调查发现，由于政府部门加大了建筑行业、加工制造业等农民工相对比较集中的企业的监督管理，现在签订劳动合同、临时雇佣合同的比例大大提高了。但还是有不签合同的情况，往往出现在打短工、由熟人介绍工作、以及在无照经营的个体经营加工户打工的农民工身上。有的是因为不知道有订合同这回事，有的是根本不把签合同当回事，还有的则是因为老板根本不理会这种要求。而且，即使有签订合同，也往往是企业指定的，存在大量不合理、不合法的霸王条款，再加上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条约理解并不深，明显不利于保护农民工权益。

1、农民工工作报酬的计酬方式主要为计件制和计时制，计时制有按小时和按日两种。

2、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按工作的强度、技术要求、个人能力等有较大差别，从1500元到3500元不等。但是一般都没有奖金、公积金、社会福利、医疗保险。

3、薪资的发放有三种情况：打短工的一般是在完工以后一次性发放，不过可以预支一些作为生活费;建筑行业一般分为两部分，每月发放一部分生活费，年末或工程结束时再发放另一部分;工厂以及服务业一般按月发放，但会扣留一定的保证金，如果是打短工很容易发生拿不到短期打工的工资，损失保证金的情况。

1、出现工资拖欠的比例不高，而且多为无照经营的个体经营加工户、黑工头等不正规的雇主。工厂、工地往往会因为资金没有到位而出现短时间拖欠工资，但都能很快补发。

2、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主要有技术上的和道德上的两方面：技术上的原因有上家汇款迟延导致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企业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层层分包体制等;道德上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工头卷款逃跑、有的是老板无视农民工的权利而肆意侵害其利益。

3、农民工在遇到长时间老板拖欠工资时，所采取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直接向老板抗议、请工会之类的组织进行调解、向新闻媒体曝光、找政府部门投诉、求助于司法、仲裁等，其中，比较极端的有“跳楼秀”、绑架老板、报复包工头等，但一般很少会有人选择这种方式。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向政府部门投诉，因为一旦发生拖欠，向老板抗议或进行调解很少有实际效果，申请仲裁和诉诸于司法对农民工来说都成本太高，要上媒体又需要事情具有一定的新闻性，而找政府部门不但成本较低且成功几率也比较高。

4、各地方政府都有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并设有监察大队(纠察大队)专门处理这类案件，以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减少侵害的发生。从调查来看，各地政府部门都能比较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一经调查认定，坚决追讨回欠款，案件成功解决的几率在98%以上，而且对违规单位有处罚、教育等手段。为了减少事件的发生政府还有日常的巡查，主动进行监察工作，平时也经常展开针对性的宣传教育。

三、调查得出的结论。

虽然我省苏南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待遇还不错，但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各地离乡务工3个月以上的农民有近1.4亿人，在我省苏南务工的农民工只能占农民工总数的一小部分，所以改善农民工待遇问题仍然任重道远。农民工他们承担了城市中大部分城市人不愿干的累活、脏活，却只拿着微薄的工资，过着艰难的生活，而且还时常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农民工的工资报酬相比与他们工作的强度是很低，这仅仅是农民工收入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有时就连这微薄的工资农民工也难以得到兑现!

通过对外来农民工的调查，我发现，由于政府近年来的大力整治与监管，农民工遭受欠薪和被迫讨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遇到欠薪的主要是没有合同规范以及雇主为不法经营或经营混乱的农民工。但是，农民工在其他应享有的基本待遇上仍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即使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也对其中明显不合理、不合法、差别对待的霸王条款无可奈何。他们已经普遍习惯了没有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没有休息日和假期，长期的超时工作却没有加班补贴的不公平待遇。如今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已成为城市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现状，与他们做出的贡献形成巨大反差。如果放任这种不公正持续下去，致使农民工不满情绪上升，是大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

农民工之所以会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从其自身的来讲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农民工文化程度低，缺乏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受到侵害也不会维护自己利益，使侵害他们权利的人和准备侵害他们利益的人有恃无恐、趁虚而入;第二、农民工缺乏能够维护自己权力的组织，农民工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身单力薄，处于劣势地位，没有专门法律机构帮助农民工维权，而本该代表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早已名存实亡，许多时候它并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它应该更进一步为维护农民工利益作出努力。

由于经济状况、地理条件等原因，农民工大都文化程度不高，缺乏一定的专业技术，法律意识普遍淡薄。而且，由于来城市打工的农民来自五湖四海，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没有一个有力、团结的组织来保护他们的权益。所以，使得农民工始终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但实际上却没有最基本的国民待遇，依然被排除在城市各类保障体系之外。他们从事条件最差、负荷最重的体力劳动，而用工单位却不愿投入更多成本给予改善。我认为，社会在得到农民工如此多的给予之后，理应付出对等的回报，给予他们更多实际的关爱和帮助。首先，就应该切实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让他们享有法律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对于侵害其劳动权利的个人与单位，进行有效的惩处，切实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其次，社会各界尤其是社会舆论要加大对企业的监督，让欠薪等不法问题无处可藏，让欠薪等不法企业曝光于阳光之下。最后，政府还要有制度保障，从制度着手方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薪酬问题，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监察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等。总之解决农民工薪酬问题是不会一蹴而就，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要从多方面多角度着手，为解决农民工薪酬问题采取一篮子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一、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大量事实说明，农民工已是我国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农民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这一比重达到50%以上。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就不会有那么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和开放型经济就不可能迅猛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已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决定的，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制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使城乡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实行有利于调动农民工积极性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农民工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切实做好农民工工作，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协调工农关系，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这次是农民工返乡集中时段，从这次调查可以看出，当前重庆地区返乡农民外出务工意愿强，信心足，但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机构提供的服务与农民工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为进一步了解受金融危机影响，我村返乡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按照年初计划，继xx年12月21——23日第一次调研之后，我于xx年1月17日至24日对我村返乡农民工进行了第二次入户调查，随机调查农民工145人。

綦江县郭扶镇古松村xx年外出务工人员为921人，截止xx年1月24日已返乡的农民工为613人，占外出务工人员的67%，xx古松村人均劳务收入为2350元，占xx年人均年收入的54.2%。

（一）学历情况。

调查的145人中，文盲及小学学历为34人，占23%，初中学历为104人，占72%，高中及中职学历为7人，占5%。

（二）性别，年龄结构，拥有技能情况。

调查的145人中，女性为46人，占32%，男性为99人，占68%，年龄在18周岁至30周岁的为41人，30周岁至40周岁的为72人，40岁以上的为32人，他们中85%的人都无一技之长，15%的人拥有机械加工、建筑、印刷等技能，但技能单一。

（三）务工地点普遍为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在工地上干活的较多调查发现85%的人都在东南沿海一带打工，其中选择浙江、江苏、广东地区的人占75%，都是看重该地区工资报酬高，95%的人月收入在1000元至2500元之间，60%的人从事建筑，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四）返乡原因。

因工厂或公司停产、倒闭、业务不好提前放假、无工作等原因返乡13人，占9%，其中2人是从事手套加工，3人从事机械加工，1人从事玩具生产，以上6人原公司或工厂的规模都很小，员工人数在20人至100人之间，另外7人是在务工点做临时工，未找到工作而返乡；回家过春节为118人，占81%；而回家照看子女、天气寒冷等原因返乡为14人，占10%。

通过对145名农民工的调查，发现他们在务工方面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一）工作选择的意愿有差别。

劳动密集型行业。调查中87%的女性都进入电子、制衣、制鞋、玩具加工等行业的公司；而75%的男性不愿选择进入公司、工厂工作，觉得在那工作会受到相应制度约束，感觉不自由，且收入较之工地或其他工作要低，另外由于自己的学历低、年龄大无法进入公司或工厂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自主创业意愿强烈，但普遍认为资金是最主要的问题。

调查中80%的人希望能自主创业，比如搞养殖和种植业，但资金问题是他们面对的首要问题，其次是技术和经验。

（三）流动频繁。

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即使在同一务工地点，换的工作也比较多，究其原因是有些公司、建筑工地等现在都在大量招临时工，工程做完后，这部分人就得重新找工作。另外，他们的务工地点变换也较多。

（四）举家外出呈上升趋势。

夫妻双方因都在外面打工，为方便照管子女，将子女带到务工地点就近入学的不在少数，我村举家外出就有98户（此数据是xx年11月农村医保参合情况各社统计上来的），这一数据比xx年增加10户。此次调查中全家外出回来过年的'有15户，但春节后全家还会出去。

（五）找工作的途径不多。

调查发现农民工在外打工，找工作的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途径：一是熟人或亲戚介绍，也有的随本村在外面包工程的包工头出去；二是自己找，自己在一些工地上去问是否要人，或者到一些工厂门口去看是否有招工信息。

（六）大部分人都有继续外出务工的意愿。

调查中70%的人都表示会返回原来的岗位继续打工，剩下21名因公司或工厂停产、倒闭等原因返乡的农民工有18人表示还要出去务工，有3人表示将过一段时间再看情况；有22%的人将重新找工作，只有8%的人暂不外出务工。

通过此次调查发现，古松村返乡农民工中，有部分人员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返乡，但所占比例不大，大多数返乡农民工都只是回家过节，并且他们大部分人都有继续外出务工的意愿，预计部分农民选择务工地点会转向内陆城市。外出务工现在和将来都是农民生存的一种主要方式。调查还发现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机构提供的服务与农民工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为农民外出务工搞好服务是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基层组织当前首要任务。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加强就业指导。调查中发现很多人都是通过熟人介绍和自己找工作，如果想换工作只有自己找，成本高，另外，有一部分人是看到别人在某一地方打工还可以，就随波逐流到那地方找工作，因此，农民外出务工存在一定盲目性和扎堆现象，发现现在所谓的劳务市场建设离大多数农民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建议相关部门深入实际，加强与用工方的联系与沟通，搜集相关用工信息，通过网络、职介机构等渠道向广大农民工提供用工信息，促进农民工合理流动，减少农民工找工作的成本，减小他们外出务工的盲目性。

二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切实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能与用工单位联合培训最好，不搞那些完成任务式的培训。同时鼓励他们就近就业，尤其是国家的扩大内需计划，涉及许多基础设施建设，应大量使用农民工。

三是重视无地农民的生存发展。农村土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下放，但是90年代后出生，或者婚嫁古松村并且户籍也迁入这个村的没有土地，这部分人一般靠耕种外出务工人员的土地生存，据了解，这种情况各地普遍存在。对于农村向来没有土地的这部分人，建议政府在土地流转和其它方面，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使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减少摞荒地，妥善解决这部分农民的生存问题。

四是加强对自主创业农民工的信贷支持和帮扶引导，减小他们创业的困难、风险和盲目性。对自主创业的农民工，政府可采取贴息、直接补贴、担保贷款等方式给予他们资金上的支持，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五是加强对农民工的跟踪调查，及时掌握他们的情况，必要时候能提供及时的服务。

农民工调研报告

20××年“两节”期间，农民工到因农民工工资未及时支付个访、集访共20余件次，涉及金额1201。1万元。20××年“两节”期间与去年同期相比投诉率上升了15。9%，金额上升10。8%，人数上升51。7%。不包括农民工到区城乡建设委，区人社局劳动监察的大队投诉的农民工问题，堵高速路口等方式，在城区发生一次。城区堵交通干道的行为在北环路，三环路数次发生，同邦。国际城数次发生民工拉标语、敲盆子等方式上街游行。

其中工程项目有政府项目，也有私营工程，如示范街道及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程，房地产开发工程，工业园区厂房建设工程，巴渝民居改造工程，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就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要求各融资平台，国有公司，行业主管单位等要及时监督，按照“业主负责、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等方式保证工资按时发放。层层建立预警排查机制，层层落实责任制，层层落实专人，筹集应急资金，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工程款及民工工资支付投诉问题。

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受国家政策调控影响，也有融资市场的限制，支付压力逐渐加大，有个别劳务公司恶意欠薪，或者劳务公司因工程接近收尾，以追讨工资为名，雇请民工帮忙追讨保证金及工程尾款等行为。

根据20××年“两节”期间信访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项目资金不到位。因银行银根一度紧缩，使得资金融资难，筹集资金不到位。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资金跟不上建设的进度，到了支付工程款的时间或结点，建设单位无资金来支付进度款、结点款。由此直接给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以及劳务班组造成巨大的支付压力，或以各种借口不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导致农民工工资支付矛盾纠纷增多。

（二）是合同履约难度大。按合同约定执行是整个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也是日常管理工作的依据。一方面，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选择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在选择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在选择劳务班组的时候，由于这些企业的实力和信誉度参差不齐。实力雄厚和信誉度好的企业都能严格履行合同，也能顺利应对市场中的各种风险。遇到经济实力差和信誉度差的企业，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和方法给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施加压力，逼迫建设单位或施工企业或劳务公司提前履约支付款项。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劳务分包合同、劳动用工合同签订不规范，甚至有的工程项目根本就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只有口头约定。导致争议、纠纷不断，给处理这方面的信访问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三）工资监管力度差。目前，建设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程序主要是建设单位支付给施工总承包方、施工总承包支付给劳务分包、劳务分包支付给民工班组、民工班组支付给农民工。部分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在划拨工程款时，未遵循优先保证农民工工资的原则。即使建设单位在已按合同给定支付工程款后，下属分包单位未直接支付给民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隐患仍然存在。从中反映出工程项目对农民工工资监管乏力。

（四）建设秩序不规范。部分项目在施工管理过程中，施工管理人员配备不齐，管理制度不健全、责任未细化不明确。工程项目管理不力，导致工程款结算和农民工工资支付中诱发争议和矛盾纠纷较多。

（一）是加强项目资金监管。为了杜绝和减少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的发生，积极探索防止拖欠的方法及措施。从源头上防止拖欠。严格执行项目资金和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对资金达不到规定比例或后续资金没有保障的经营性工程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坚决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不批准其开工建设。对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的工程，不予竣工验收备案。全区各类工程项目的主管部门，要尽快成立处理民工工资应急方案，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民工工资投诉问题。

（二）是落实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认真落实建设领域“工程建设信用评价体系”，利用“市场评价”、“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合同履约”、“市场行为”四个评价体系，重点是参建单位的“合同履约”情况。采取房屋建筑多层不得少于2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高层不得少于3次评价（即基础完成评价一次、主体完成一半评价一次、主体封顶评价一次）；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采取建设进度过半一次，结束一次，加强对我区在建工程项目的动态监管。对存在有农民工工资支付拖欠行为的工程项目，立即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的工程项目，采取建管、质量、安全、造价管理科室、站、所联动，限制该工程活动的继续进行。

（三）是健全农民工用工体系。区人社局要积极探索农民工用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切实加大对农民工用工情况、用工合同签订的动态监督管理力度，随时掌握工程各阶段、各工种的农民工用工情况。切实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实行“月结月清”制度，农民工工资支付由建设单位和用工单位负责落实专人监管。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每月由用工单位以工资名册的形式向区人社局劳动监察的大队报送备案。

（四）是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首先相关部门要强化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管理，重点是在资格审查中，要确保建设单位择优录取实力雄厚、管理规范、信誉度好的施工总承包企业，坚决打击挂靠、围标、窜标行为。其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加强对施工合同及履约情况的监管，合同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均表现在对合同的事后监督，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方式对合同备案后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早发现未按照合同进行履约的情况，避免造成承发包双方的扯皮事件，即时予以纠正，避免更大的损失，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对不按照合同执行的主体应视情况给与一定的处罚。再次，涉及施工现场的管理部门，要强化施工现场的监管，重点是管理人员的到位情况、从业人员持资格证上岗情况、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现场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管。

（五）是落实清欠工作责任制。清欠工作在今后几年的工作中任务非常艰巨，是关系我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区委、政府一定要把他摆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来抓。必须进一步完善健全清欠机制，以目前已经建立的清欠机制为基础，以《刑法修正案》第四十一条规定支撑，以打击恶意欠薪和恶意讨薪为重点，以“业主负责、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联动”为原则，层层落实责任，落实专人，继续推进清欠工作。特别是要加强融资的力度，确保工程项目资金到位，切实维护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农民工调研报告

随着我省农村信用社农民工银行卡业务的开通，其方便、快捷的服务受到了广大农民工朋友的好评，它为广大农民工朋友们带来了实惠。但是，这一业务在拓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宣传和培训工作不到位。

自从我省农村信用社开通农民工银行卡业务以来，许多信用社对该项业务的开通宣传存在不够积极主动的现象，或者存在宣传效果不佳的现象，如很多信用社仅仅是粘贴一下上级单位统一印制的宣传海报了事，再者就是宣传没有针对性，从而使得许多农民工朋友根本就不知道在农村信用社还有这么一项业务，也就使得他们无从知道去哪里办、怎么办这项业务。还有些信用社存在培训工作不到位的现象，如有的信用社网点柜台操作员工不知道如何办理该项业务。

（二）农民工银行卡业务范围单一和受到时令的限制。

目前，我省农村信用社所开通的农民工银行卡业务范围仅仅限于存取款业务，其他的业务功能几乎没有，业务范围单一。况且，我省目前处于劳务输出大省的地位，农民工银行卡业务开通后，往往只有在碰到传统节假日，如春节农民工大量返乡的时候，才发生有一定的中间业务收入，而在其他时节，各信用社网点的这方面收入都较低。

（三）农村信用社的金融设施建设还有待加强。

农村信用社办理农民工卡取现业务一般是以柜面业务的方式办理的，提供不了24小时的atm自动柜员取款机的取款服务业务，这些难以满足农民工回乡急需取现的业务服务要求。

（一）加强员工培训。信用社上级单位应当制作统一的培训材料，加强对各个网点操作员的培训力度，让各操作员对农民工银行卡业务能更加重视。

（二）开展行之有效的宣传。我省各县级联社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宣传，如可以利用农民工大量返乡的春节期间做好业务宣传工作。

（三）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设施建设。要加强对信用社atm机的投放工作，对较大的集镇，特别是外地务工人员和外出务工人员都比较集中的集镇，要设立atm机，以满足农民工的用卡需求。

农民工调研报告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xx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xx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xx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xx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xx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xx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而xx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xx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xx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xx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据公安部xx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xx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xx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xx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xx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xx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xx”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xx”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大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农民工调研报告

__地处湘中腹地，下辖13镇3乡1个经济开发区，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县。为掌握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基本情况，我县近期组织了一次覆盖全县乡镇的大型调研活动，现将有关调研情况综合整理如下：

我县农村人口77万，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全县从事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15.1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40.1万，每年新增劳动力1.5万。近年来，外出务工人数不断增加，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14.5万，外出经商创业人员4.15万。这些外出务工及经商人员在外所积累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理念等要素都达到了一定水平，返乡创业成为一部分有经济技术实力的农民工的最佳选择，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步伐和惠农、优农政策的落实，在外务工经商有所成就的农民带着在外所学的技术和积赞的资金回乡创业致富，这部分人员达6000多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4.13%。这些农民工回乡创办的企业特别是在创业初期兴办的实体，大多属劳动密集型，用工量大、门槛低，吸纳了大批专业技能相对较低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成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有效载体，促进了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提高了经济质量，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县委县政府的扶植下，我县梓门桥镇香铺坳、杏子铺镇睦家塘两个针纺织基地，及县城五里牌和青树坪镇两个针纺织产业园区，在近一两年日益壮大，通过产业培育以及返乡创业者的艰苦创业和积极带头，现在全县针纺织企业发展到100多家，织机达10000台，年产值达2亿元，从业人员达120__人，其中女性占80%以上。位于杏子铺镇龙返村的经纬毛织厂由外出务工的返乡女青年刘跃强于20__年创办，拥有固定资产300余万元，年创利税40余万元，解决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200余人，工人工资最高达3000元/月，最低也有1200元/月。刘跃强还把在家乡发展的经历告诉在广东的同行老乡，号召他们回乡办厂，带领家乡群众致富奔小康。在她的积极带动和影响下，全镇仅毛织织行业就迅速发展到45家，为家乡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她自己也先后被授予全国妇联“创业女明星”，__县首届“十大创业女明星”荣誉称号。位于梓门桥香铺坳光明村的富强针织厂,占地面积20__平方米，厂房1200平方米，年产值500万元左右，年纯利达30余万元，共安置劳动力110多人，该厂农民工月收入900元—1300元不等。该厂法人代表胡新礼原来在广东从事针纺织产业，于20__年底回乡创业，他筹集资金50多万元租用已闲置的光明小学，招用了附近剩余劳动力100多人。通过近三年的艰苦创业，其企业越做越大，胡新礼本人成了当地一富，还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据统计，仅光明村先后就新创办了规模不等的针织企业8家，转移劳动力近1000多人，目前针织行业生产情况良好，企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我县三塘铺镇的铸钢行业已逐渐形成规模，1000万以上资产的铸钢厂有8家，规模不等的小型铸钢厂有100多家。这些企业大多是农民工所创办，现在这些企业已带动了当地经济，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共转移农村劳动力3500人。位于三塘铺镇长江村的__县添福冶金机械有限公司由__县首届“十大创业女明星”邓锡华创办，公司拥有固定资产800余万元，年产值近3000万元，年创利税300余万元。位于三塘铺镇开发区的五星铸钢厂，其创办者戴朝华于1995年开始筹资创业，至今，已发展成占地40余亩，累计投资600万元，年总产值达20__多万，年利润约212万，吸纳附近农村剩余劳动力135人的铸钢企业，在厂工作的农民工年平均收入达2万元左右。目前在这些创业带头人的带动下，将会有更多的农民工回乡创业。

近来年，我县为承接沿海产业梯度转移,加快推进工业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我县县域经济结构性矛盾，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不断优化经济环境，吸引务工能手回乡创业，直接反哺我县经济发展。主要的措施有几点：

（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一是依照相关法规，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和出台招商引资回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如在税收、工商、征地及其他收费上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积极引导较大规模的企业聚集发展；鼓励和支持村组利用集体荒山荒坡、空坪隙地与企业主合股兴办企业，土地可以实施租用；鼓励和支持农民利用闲置土地和房屋创办小型企业。还如对回乡创业者优惠提供生产用水用电，水电费按生活用水用电价格收取。二是允许所创办的企业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派驻常设机构，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建立长期稳固的联络通道，实行长驻招商。

（二）拓宽回乡创业的企业投融资渠道。鼓励银信部门向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回乡企业主贷款实行从简从快优先办贷的优惠政策。

劳动合同，依法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维护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四）加大对民工的培训力度。尽快提高其业务技能和操作水平，以适应企业的需要。

（五）制订出台有关优惠政策。在县城区域内投资创办的部分企业如针纺织企业，其本人和其直系亲属可凭国土部门的土地使用证和有关户籍资料到县公安局办理城镇户口，户口办理只收工本费，其子女入托、入学、就业按国家相关政策办理。

我县农民工回乡创业尚处于自发、起步阶段，创业难度大，还存在一些问题与困难。

一是资金缺乏。回乡创业人员虽然在回乡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但远远不能达到创办企业、搞活生产性经营的需要。然而当前的金融制度和服务还不能满足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需要，金融机构贷款门槛高，农民工大部分也无财产抵押，更难找到担保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单户贷款额度小，利息高。而小额担保贷款尚未将回乡创业农民工纳入范围，因此导致农民工回乡创业很难获得所需资金方面的援助。

二是人才缺乏。回乡创业农民工所创办的实体大多属微利项目，规模不大，产品单一、技术含量较低，工资待遇、工作条件以及创办地的生活水准、环境和物质文化条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导致本地人才和优质劳动力大量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掌握了一定生产技能的技术人才流动性更大，即使工资待遇与本地企业差不多，他们也更愿意外出务工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积累更多的资本。

三是创业者文化素质偏低，缺乏经营管理能力和经验。由于许多回乡创业者自身受教育程度较低，专业技能知识和管理水平受到了限制，缺乏创业理论和实践经验。很多人营销观念落后，市场开拓能力差，缺乏长远眼光。其所创办的企业大部分处于小规模、低效益的状态。管理也不够规范和完善。很多是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不规范的管理导致了生产效率不高，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同时对于各项政策理解不透也导致了这些小型企业存在着一些违规行为，导致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低下，很难适应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

四是投资环境不够宽松，激励机制的健全程度尚不能完全满足回乡创业者创业的需要。创办企业的手续办理比较复杂，有的部门对待回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尚不能完全落到实处。

五是信息技术缺乏，投资盲目性大。一些回乡创业人员在外打拼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回乡后对当地实际和市场需求不能准确把握，不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更好的经营及管理，造成其企业管理与当地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对产品的营销也存在着信息不畅通的现实情况，营销手段因此缺乏。在投资上有一定的盲目性，达不到最佳的效果。企业的竞争能力较弱，后续发展面临难题。

一是建议根据实际需要，将农民工回乡创业生产经营场地和后续发展用地纳入城乡发展总规划。鼓励投资兴建各类专业市场，综合市场、标准厂房等。在金融方面，对符合市场要求、有发展前景、效益好、的企业，可以放低贷款门槛，在贷款额度、时限上适当放宽限，满足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中长期投资需求。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回乡创业农民工纳入小额担保贷款范围。以吸引外出人员回乡创业。

二是加大创业培训及农民工转移培训力度。不仅要对外出务工尚未创业的农民进行创业培训，已经创业的农民及即将创业的农民更要进行创业能力的培训。通过培训全面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文化素质、特别是创业理论知识和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及对政策知识的理解。着力把他们培养成为适应市场竞争的农民企业家。同时针对所办企业的需求，加大对广大农民工的转移培训，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分期分批的进行相应的技能培训、职业道德培训等。以提高农民工素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解决回乡企业人才缺乏的难题。

三是进一步优化农民工回乡创业环境。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提供支持和扶植，为回乡创业者开辟绿色通道。特别在用地及税收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在行政审批、信贷等方面提供优质、方便、快捷的服务。不断加强回乡创业环境建设，增强回乡人员创业信心，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回乡创业。

四是优化创业环境。对回乡创业企业要规范收费项目，制止乱收费行为，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要建立完善规章制度，严格执法，对损害企业利益、发展环境的行为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努力创造宽松的创业环境。

五是发挥典型示范带头作用，营造创业的良好氛围。对回乡创业的典型事迹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大力的奖励及支持。充分发挥其带头作用。形成以创业带就业，以就业促创业的良性互动格局，实现回乡创业“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良性循环。

力推进“回归工程”，将引导、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作为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步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切入点，为__经济发展注入勃勃生机和活力。

农民工调研报告

农民工是xx区的新型劳动大军，在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成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屡有发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对我市的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结合爱民实践大走访活动，就当前xx区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及因农民工就业困难而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倾向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研判。

目前，在xx区务工的外来农民工约2万余人，大多从事建筑、加工、服务等劳动强度大、收入报酬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我区的建筑工地、工厂、饭店、娱乐等场所。外出务工人员6万余人，主要是在北京、广州、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从事制造、建筑、加工、电子产品生产等工作。

当前，xx区农民工具有以下特点：

（一）经济上贫困，生活质量低下。

当前，我市6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30％左右月收入在800～1200元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1500元以上的工资。经济上贫困决定了生活质量的低下，农民工衣着简朴、粗陋，一般都暂住在工地、厂区或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的生活状态。

（二）中青年居多。

xx区的农民工中约80%是中青年，留在家种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

（三）文化水平普通偏低、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

农民工大中绝大多数为初中毕业，少数为高中毕业，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和加工业等几大领域，从事普通的劳务性工作，对职业技能没什么要求，收入不高，在城市生存能力较弱。

（四）法律意识不强。

xx区农民工中很多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学校学到的法律知识很少，从各种途径接受的法律宣传教育少，法律意识普遍不强。

（五）具有群体性特征。

农民工一般都是属于一个地方或区域的，经朋友、老乡等介绍工作的，很少有单个农民出来打工，呈现群体性的特征。

自20xx年下半年以来，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逐步凸显出来，一批中小企业倒闭，就业机会减少，xx区外出务工人员逐步回流，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外出务工人员大量返乡的同时，有一部分不良人员也随之返乡，并将外地恶习带回，给本地治安带来压力。

二是外出务工返乡的人员大多为家里的“顶梁柱”，失业就等于丧失了经济来源，特别是xx区的偏远乡村，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增大，部分人容易铤而走险，产生过激行为，做出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事。

三是有的外出务工人员长期在外务工，长达数十年之久，在外务工过程中的现实表现本地公安机关不甚了解，可能存在负案在逃或是曾经有过违法犯罪行为人员。

四是今年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有的单位不讲诚信拖欠民工工资，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应救济手段还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从而诱发犯罪。

二是以“大走访”活动为载体，扎实开展农民工返乡情况的调查工作。结合“大走访”活动，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入户调查，并召开村（居）委座谈会等，全面摸清辖区返乡农民工情况；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仔细梳理归纳农民工返乡原因，并全面掌握返乡农民工在生产、生活方面的现状，了解其思想动态；加强同返乡农民工的沟通联系，交心谈心，身体力行为其解决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行动上、言语上正面加以引导。对有不良行为与不良嗜好的人员进行彻底摸排，并积极依托基层群防组织加强情报信息收集掌握，对重点人员要钉死、看牢，防止其趁火打劫，危害社会。

三是建立情报信息分析研判机制，做好社会舆情的监控工作。对目前尚未出现的但可能会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制定应对预案，超前采取工作措施，努力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力争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对辖区的社情进行有效监控，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言论，坚决遏制过激行为，确保辖区社会稳定。

四是强化法制辅导，变盲从为遵从，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遵纪守法意识。加强对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的法制宣传工作，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组织民警将农民工必知的有关法律知识印制成小册子或卡片发放到农民工手中，让农民工做法律的明白人，自觉维护其正当权益。建立法制辅导员，定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组织农民工开展法律竞赛等有益活动。切实提高其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意识，帮助他们牢固树立“失业不矢志”的理念。

五是加大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案件的力度。积极协助工商、劳动等部门，严厉制裁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配合相关部门，为农民工增加就业，并给予有实际困难的群众以保障、扶持，缓解严峻的社会形势。加强街面及治安复杂场所的治安巡逻及治安防控工作，保持高压态势，遏止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营造一个有条不紊的、和谐的、良好的外部治安环境。

农民工调研报告

20xx年四季度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伴随着危机进一步蔓延，对我市农民外出务工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市农民工非正常返乡人员增加，务工收入下降，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严峻，给我市农民持续增收带来压力和困难，引起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高度关注。为了及时了解我市农民工非正常返乡情况，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提供决策依据，近日，市统计局采取全面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市农民工外出务工情况及农民工非正常返乡人员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近几年来，我市农民外出务工从快速增长期转入到稳定发展期，全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劳务经济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截止20xx年底全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31.6万人，占全市农村乡村从业人员比重38.7%。我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凤台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13.7万人，占全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43.4%），潘集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8.7万人，占全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27.5%），毛集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3.1万人，占全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比重9.8%），大通区、谢家集区、田家庵区、八公山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及所占比重分别为：2.1万人、6.7%；1.9万人、6.0%；1.7万人、5.4%；0.4万人、1.3％。

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地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建筑业。

据调查，截止到20xx年12月底，受金融危机影响全市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非正常返乡人数2.1万人，仅占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6.7%，目前尽管从数量上来看还并未形成大批民工返乡潮，但综合多种因素分析，真正对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将在春节后，应引起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据对全市5732名非正常返乡人员的问卷调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全市2.1万非正常返乡人员中因为收入明显比金融危机发生前减少而返乡的占46.2%，所在的公司（单位）因订单减少而裁员或停产返乡的占37.1%，在外生活成本提高，继续外出打工不划算返乡的占7.6%，所在公司（单位）因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返乡的占4.5%，认为所处的打工环境明显不适应（包括：住宿不方便、孩子上学不方便、当地人岐视民工、工资不能足额及时兑现、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政策不配套、在当地受老板欺负等）返乡的占1.4%，认为其它原因返乡的占3.2%。

从年龄构成来看，全市非正常返乡回流农民工20岁及以下的占11.7%，21岁至44岁的青壮年却高达61.7%，45岁至54岁的占21.0%，55岁及以上者占5.6%。

从劳动力文化素质来看，受教育低的劳动力返乡的比重大，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包括文盲）以下返乡人员占全部非正常返乡人员的52.4%，初中文化程度占37.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0.6%。

在调查中从长三角非正常返乡回流的占全部非正常返乡人员的30.0%，从珠三角非正常返乡占23.5%，从本省其它市非正常返乡回流的占14.3%，京津地区非正常返乡回流的占8.3%。

据调查外出务工时间的长短也是影响非正常返乡的主要原因，在调查中发现外出2－5年的劳动力返乡占到69.5%，20xx年当年外出当年返乡的占14.5%，外出6－10年的占12.3%，长年在外打工而非正常返乡回流的仅占3.7%。

据调查，在我市非正常返乡人员中从事服装加工行业的返乡人员占到22.3%，从事玩具加工行业的占到11.5%，从事电子行业的占到2.8%，从事其他工业的占到3.8%；从事建筑业行业的返乡人员占到26.8%，从事批发零售行业的回流人员占到19.8%，从事餐饮业的占到3.6%，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的占到1.3%，其他行业占到7.4%。

据对返乡人员调查中发现，有81%的人员返乡后不能马上就业，仅有19%的人员在返乡后马上能够就业。

工资性收入一直是拉动我市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20xx年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约450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443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54.1%。据对我市非正常返乡回流人员调查了解，有95.8%人认为返乡回流后收入明显减少，其中：有48.3%的人认为每月收入减少20xx元以上；有27.9%的人认为每月收入减少在1500-20xx元；有9.9%的人认为每月收入减少1000-1500元；只有13.9%的认为每月收入减少1000元以下。

由于金融危机还在蔓延，我市非正常返乡回流人员春节后继续外出务工的意愿大大降低。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深，我市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形势愈发严峻，我市农民持续快速增收的压力加大。

调查显示非正常返乡回流人员中有71%的人员春节过后不准备外出务工，仅有29%的人员在春节过后继续外出务工，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对金融危机冲击下，外部打工形势不看好，对将来感到迷茫。

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当前经济运行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宣传，坚定各级政府与广大农民发展农村劳务经济的信心，困境之中困难之时，信心比黄金更加珍贵。同时进一步贯彻中央20xx年一号文件《关于20xx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要求的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切实解决当前农民工就业困难和工资下降等问题。中央在20xx年底追加的1000亿拉动内需的资金，我市积极争取了2.9亿元，主要用于煤矿棚户区改造和农村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充分利用投资项目的带动功能，最大限度安置好农民工就地就业，努力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

“工欲其善必先利其器”，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农民工实用性、针对性的业务技能培训，帮助提高农民工业务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在调查全市非正常返乡回流农民工对政府的建议和希望中，首先选择有关部门加强业务技能培训的高达64.8%，由此可见农民工对本身职业技能提高是多么急迫与渴望。

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是一项巨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政府多个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目前实行的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的力度弱，解决困难问题有些力不从心等，建议市政府对现有相关部门力量整合，建立起调度有力协调有序的长效运转专门机构，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提高服务水平与服务效率。我们仅以农民工外出组织化程度为例，据了解当前我市农民工以老乡亲戚介绍方式结伴自发外出务工占绝大多数，而通过政府职能部门或市场中介形式组织外出务工的尚微不足道，我市广大农民工对外地务工需求准确信息和行情迫切渴求，并希望有关部门搞好信息服务，以便减少外出盲目性及辛苦求职的旅途奔波，减少开支。

外省、市有许多扶持和帮助农民工就业和创业的先进经验，我市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实际，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制订相关政策和措施帮助和支持农民工就业和创业。如：我市可否将失业返乡农民工在城镇创业就业人员纳入小额贷款扶持范围。是否对诚实守信企业在资金周转困难时，减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入等。

注：1、由于目前国家关于农村外出劳动力及非正常返乡回流尚无统一的界定标准，为此我们结合农村经济工作特点及本地实际，确定我市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必须同时符合两条标准统一调查口径：一是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在空间上必须达到跨出乡镇及以上地域;不包括在本乡（镇）内由第一产业就地转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为此方面难以界定统计数据难搞准确），二是外出打工20xx年全年累计时间必须达到3个月及以上，全年累计低于3个月，视为临时工，属未成功转移不在统计之列。

2、对于受金融危机影响造成的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非正常返乡回流的统计标准我们规定是：20xx年10月至12月份因金融危机冲击引起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而造成的非正常返乡回流，主要是考虑到了金融危机蔓延负作用于20xx年10月份方才显现明显，也考虑到新年返乡团聚，全国各地于20xx年元月中旬步入春运高峰的民俗传统等，不包括外出农村劳动力正常返乡过年，因家中私事或生病返回等。

农民工调研报告

农民工是**区的新型劳动大军，在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成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屡有发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对我市的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结合爱民实践大走访活动，就当前**区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及因农民工就业困难而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倾向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研判。

目前，在**区务工的外来农民工约2万余人，大多从事建筑、加工、服务等劳动强度大、收入报酬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我区的建筑工地、工厂、饭店、娱乐等场所。外出务工人员6万余人，主要是在北京、广州、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从事制造、建筑、加工、电子产品生产等工作。

当前，**区农民工具有以下特点：

（一）经济上贫困，生活质量低下。

当前，我市6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30％左右月收入在800～1200元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1500元以上的工资。经济上贫困决定了生活质量的低下，农民工衣着简朴、粗陋，一般都暂住在工地、厂区或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的生活状态。

（二）中青年居多。

**区的农民工中约80%是中青年，留在家种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

（三）文化水平普通偏低、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

农民工大中绝大多数为初中毕业，少数为高中毕业，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和加工业等几大领域，从事普通的劳务性工作，对职业技能没什么要求，收入不高，在城市生存能力较弱。

（四）法律意识不强。

**区农民工中很多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学校学到的法律知识很少，从各种途径接受的法律宣传教育少，法律意识普遍不强。

（五）具有群体性特征。

农民工一般都是属于一个地方或区域的，经朋友、老乡等介绍工作的，很少有单个农民出来打工，呈现群体性的特征。

自20xx年下半年以来，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逐步凸显出来，一批中小企业倒闭，就业机会减少，**区外出务工人员逐步回流，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外出务工人员大量返乡的同时，有一部分不良人员也随之返乡，并将外地恶习带回，给本地治安带来压力。

（二）外出务工返乡的人员大多为家里的“顶梁柱”，失业就等于丧失了经济来源，特别是**区的偏远乡村，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增大，部分人容易铤而走险，产生过激行为，做出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事。

（三）有的外出务工人员长期在外务工，长达数十年之久，在外务工过程中的现实表现本地公安机关不甚了解，可能存在负案在逃或是曾经有过违法犯罪行为人员。

（四）今年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有的单位不讲诚信拖欠民工工资，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应救济手段还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从而诱发犯罪。

（二）以“大走访”活动为载体，扎实开展农民工返乡情况的调查工作。结合“大走访”活动，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入户调查，并召开村（居）委座谈会等，全面摸清辖区返乡农民工情况；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仔细梳理归纳农民工返乡原因，并全面掌握返乡农民工在生产、生活方面的现状，了解其思想动态；加强同返乡农民工的沟通联系，交心谈心，身体力行为其解决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行动上、言语上正面加以引导。对有不良行为与不良嗜好的人员进行彻底摸排，并积极依托基层群防组织加强情报信息收集掌握，对重点人员要钉死、看牢，防止其趁火打劫，危害社会。

（三）建立情报信息分析研判机制，做好社会舆情的监控工作。对目前尚未出现的但可能会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制定应对预案，超前采取工作措施，努力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力争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对辖区的社情进行有效监控，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言论，坚决遏制过激行为，确保辖区社会稳定。

（四）强化法制辅导，变盲从为遵从，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遵纪守法意识。加强对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的法制宣传工作，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组织民警将农民工必知的有关法律知识印制成小册子或卡片发放到农民工手中，让农民工做法律的明白人，自觉维护其正当权益。建立法制辅导员，定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组织农民工开展法律竞赛等有益活动。切实提高其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意识，帮助他们牢固树立“失业不矢志”的理念。

（五）加大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案件的力度。积极协助工商、劳动等部门，严厉制裁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配合相关部门，为农民工增加就业，并给予有实际困难的群众以保障、扶持，缓解严峻的社会形势。加强街面及治安复杂场所的治安巡逻及治安防控工作，保持高压态势，遏止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营造一个有条不紊的、和谐的、良好的外部治安环境。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一、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已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决定的，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制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使城乡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实行有利于调动农民工积极性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农民工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切实做好农民工工作，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协调工农关系，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权利，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也必然要求解决好涉及农民工权益的一系列问题。只有妥善解决他们在劳动工资、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益，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公平、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充满活力、有序安定的社会局面。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进度和方式不同，其社会效果也不一样。我国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数量也多，又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中。农民工队伍的出现和壮大，是我国特色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正确抉择和有效途径。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不是短期的，而必将是长期的。我们必须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并从我国国情出发，正确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宏伟目标的实现。

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并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判断。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这些重要论述和要求，为我们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从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正确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感和长期性。

二、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把握好的指导原则。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有正确的指导原则。概括地说，既要遵循世界上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又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既要积极解决农民工面临的诸多问题，又要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要着力完善政策和管理，又要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稳步健康发展。进一步地说，解决好农民工问题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就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必须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保护农民工的良好氛围。这不仅要体现在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措施中，也要体现在各地方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还要体现在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念和做法中，任何部门、地方和单位都不应有歧视农民工的规定和做法。

第二，强化服务，完善管理。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努力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服务，提供维护合法权益和子女接受教育的服务。在管理方式上实现由防范式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在公共产品提供上实现由单纯面向城镇户籍人口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常住人口转变。要充分发挥企业、社区和中介组织的作用，使农民工享受应有的公共服务和权利，也使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新要求。

第三，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就是实行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要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搞好科学规划，实行正确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我国国情决定了和规定着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既要积极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又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这样，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防止大量农民盲目涌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避免一些国家出现过的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贫富悬殊的现象。

第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就是要坚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解决农民工问题也一定要考虑到各地的差异，不搞一个模式。近些年来，许多部门和地区进行了不少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要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输出地和输入地都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问题。要积极探索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有效办法和途径。

第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就是既要抓紧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又要靠改革和发展，逐步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深层次问题，形成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体制与制度。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也将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长过程。解决农民工问题应该坚持当前和长远相结合，方向性和操作性相统一。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方向和思路，为各地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措施留有空间。

贯彻以上这些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思想，尊重、保护和善待农民工，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之路。

三、当前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

解决农民工问题涉及面广，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当前，特别要抓紧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一些带普遍性和最现实的问题。

第一，着力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和生产生活条件差的问题。这是农民工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也是当前农民工反映强烈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一方面，要从制度机制上杜绝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通过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做到农民工工资发放月清月结或按劳动合同约定执行，切实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逐步改变农民工工资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状况。现在，不少地方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积极探索，要认真总结经验，推广成熟做法。同时，要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有关部门应切实履行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监管职责，企业必须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强化用人单位职业安全卫生的主体责任。要依法保障农民工的休息权和休假权，监督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对于延长工时和占用休息日、法定假日工作的，必须依法支付加班工资。任何企业都不得压低或变相减少加班时间的工资支付。要多渠道地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标准，通过完善社区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

第二，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和劳动合同管理。关键是要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各地方、各部门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收费。各级政府都要把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向农民工开放，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要依法规范职业中介、劳务派遣和企业招用工行为。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求，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要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与监督，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任何单位都不得违反劳动约定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特别要依法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对介绍和使用童工的违法行为应从严惩处。

第三，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也是各方面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抓紧建立符合农民工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既涉及维护农民工权益，也关系稳定农民工队伍。要根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首先着力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适应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关系和待遇能够转移接续，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要兼顾农民工工资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实行低标准进入、渐进式过渡，调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各地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所有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当前，要加快推进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建筑、采掘等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各统筹地区要采取建立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办法，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农民工也可自愿参加原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抓紧研究探索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并能够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