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热门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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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分析及对策论文

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政府给予资金与技术方面的扶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技术及资金投入，以提高农业基础设施的技术含量，特别是倾斜与带动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从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再到水利灌溉及信息化宣传一整套流程等，均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持。同时，还要针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需要，着眼于对农作物品种的培育，以及低碳农业的发展与防污治污技术的研发，以提高农作物的安全水平。加大与提高农业科技投入的比重，尽可能借鉴与学习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实现以科学技术带动农业经济发展，并扩大农作物经营规模，切实增加与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及市场竞争力。

2.2开展农民科技教育，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

现代化的种植主体和创造主体是广大农民，那么农民首先就得现代化，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为农业工业化提供稳定的人才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进一步促进科研成果应用，调整与推动农业结构，提高农业后续经济效益，努力推动农业高新科技产业化，为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2.3强化农民素质建设，激发与调动农民积极性。

农民是农业经济主体，尽管我国总体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但农民自身素质改变并不大，与其生活条件、教育水平落后有直接关系。那么培育现代化的新型农民，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加强农村义务教育，以及增加对农民的专业培训，提升其综合素质。另外，相关政府要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与热情。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融入其中，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

3结束语。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同时对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保持社会安定，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与繁荣农村经济作为一项长期重要任务来对待，并解决好存在的相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玲俏.农业经济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j].中国城市经济,(30).

反欺诈综合法律社会保险论文

第一条为规范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纠正和查处社会保险欺诈行为，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维护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欺诈，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保险管理服务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反欺诈，是指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社会保险欺诈行为进行防范和查处。

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部门，是指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人员，是指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部门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

第四条市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市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的主管部门。

公安、民政、工商、税务、卫生、财政、食药监、银监、保监、物价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

第五条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坚持预防与查处相结合，遵循客观、公正、合法、诚信、高效的原则。

第六条市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保险信用记录制度，将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中产生的信息及时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第七条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八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进行监督举报。对举报属实，为查处重大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提供主要线索和证据的举报人，给予奖励。

奖励的具体标准由市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另行制定。

第二章欺诈行为。

第九条社会保险费征缴环节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欺诈：

(一)伪造或者变造社会保险登记材料的。

(二)谎报或者瞒报用工情况、缴费工资或者其他资料的。

(三)伪造、变造或者故意毁灭与社会保险有关的账册、材料的。

(四)以伪造、变造工资报表等证明材料的方式虚构劳动关系，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鉴定意见或者其他虚构社会保险参保条件，参加社会保险或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

第十条养老保险支付环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欺诈：

(一)伪造或者变造年龄、工龄、特殊工种资料、就医资料等，提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或者增加视同缴费年限的。

(二)伪造、变造档案，出具虚假材料，谎报、隐瞒个人及单位信息或者冒用他人身份等，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或者导致基金支出的。

(三)隐瞒死亡或者服刑等丧失待遇资格，并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

第十一条医疗、生育保险支付环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欺诈：

(一)将身份证明、社会保障卡转借他人就医，使用统筹基金结算的。

(二)伪造、冒用他人身份证明或者社会保障卡就医，使用统筹基金结算的。

(三)隐瞒、编造病史，伪造、变造就医资料、票据，或者使用虚假就医资料、票据等，享受医疗、生育保险待遇或者导致基金支出的。

第十二条工伤保险支付环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欺诈：

(一)谎报工伤事故发生人员、时间、地点、经过、原因，伪造或者变造证明材料，影响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能力鉴定的。

(二)隐瞒、编造病史或者伪造、变造就医资料、票据等，虚构工伤保险待遇和费用支出条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或者导致基金支出的。

(三)隐瞒丧失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或者导致基金支出的。

(四)冒用工伤人员身份就医、配置辅助器具的。

第十三条失业保险支付环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欺诈：

(一)伪造或者变造相关证明材料，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或者导致基金支出的。

(二)隐瞒丧失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条件，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或者导致基金支出的。

第十四条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欺诈：

(一)提供虚假疾病诊断证明、病历、报告、处方或者医疗费票据等资料凭证的。

(二)转借或者借用医疗保险服务终端进行医疗保险基金结算的。

(三)代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进行医疗、工伤或者生育保险基金结算的。

(四)明知或者诱导非参保人冒名就医、配置辅助器具等，并以参保人名义结算的。

(五)向参保人提供不必要、不合理的医疗服务的。

(六)协助参保人或者收集参保人社会保险信息虚构就医资料、票据等，骗取医疗、工伤或者生育保险基金的。

(七)将应当由参保人自费的项目串换成由统筹基金支付的。

(八)不执行卫生、药品、物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医疗、工伤或者生育保险基金损失的。

第三章工作职责。

第十五条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履行下列反欺诈职责：

(一)受理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的举报、投诉。

(二)查处社会保险重大欺诈案件。

(三)奖励举报人。

(四)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反欺诈职责。

第十六条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履行下列反欺诈职责：

(一)受理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的举报、投诉。

(二)调查和处理社会保险欺诈行为。

(三)移交应当由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欺诈案件。

第十七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履行下列反欺诈职责：

(一)接受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的举报、投诉。

(二)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签订服务协议，并依法进行管理。

(三)对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和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进行核查。

第十八条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履行下列反欺诈职责:。

(一)受理社会保险费征缴环节中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的举报、投诉。

(二)核定用人单位和个人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基数、缴费人数等项目。

(三)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参保、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进行稽核。

(四)向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定期或者专项提供与社会保险反欺诈相关的数据和资料。

第十九条公安机关应当将个人出生、死亡以及户口登记、迁移、注销等信息，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共享。

第二十条工商、民政和机构编制等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用人单位的成立、终止情况上传珠海市商事主体登记许可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并予以公示。

殡葬管理部门每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死亡人员名单和身份证号等信息;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会保障事务所每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送丧失领取社会保险待遇条件的参保人信息，居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医疗机构应当给予协助。

第二十一条社保、卫生、财政、审计等主管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对属于本部门、本机构职责范围的举报、投诉，应当依法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本机构职责范围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机构处理。有权处理的部门、机构应当及时处理，不得推诿。

第二十二条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部门对涉嫌欺诈案件，应当依法立案查处。

第二十三条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部门对涉嫌欺诈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延长三十个工作日。

为查明事实进行鉴定、审计的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的办案期限。

第二十四条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部门实施调查、检查时，被调查、检查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与社会保险有关的资料，不得拒绝或者谎报、瞒报。

第二十五条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部门履行职责时，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有关场所以明查或者暗访的形式进行调查、检查。

(二)记录、照相、录音、录像或者查阅、复制有关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予以封存。

(三)询问与调查、检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有关问题作出说明、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四)对隐匿、伪造、变造或者毁弃有关文件资料、财务账表等行为予以制止并责令改正。

(五)委托第三方进行调查和专项审计。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六条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部门调查后认为需要移交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处理的案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移交。

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四章防范制度。

第二十七条社保、发改、公安、民政、工商、税务、卫生、财政、食药监、银监、保监等主管部门应当就社会保险相关业务数据实现资源共享。

第二十八条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机构、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控制度，防范社会保险欺诈风险。

第二十九条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机构、社会保险基金开户银行、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应当将上月的社会保险管理的相关数据，按期传送至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社保基金监督信息系统。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与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签订定点服务协议时，应当约定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定期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送与社会保险基金相关的药品、诊疗项目以及医用材料管理，财务管理，医保医生管理等信息资料。

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部门对异常数据应当及时跟踪、分析和评估，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现场检查或者立案调查。

各部门、机构应当及时将涉及社会保险欺诈的举报投诉和处理、处罚等情况向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第三十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参加社会保险情况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支出、结余和收益情况;依法公开社会保险办事指南和业务规程等信息。

用人单位应当每年向本单位职工公布本单位全年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

第三十一条参保人丧失领取社会保险待遇条件的，参保人或者其近亲属应当在三十日内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送参保人变动信息。

第三十二条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社会保险诚信档案，对失信行为进行记录、提示，并作为不良信用信息纳入珠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相关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险违规违纪典型案件的处理情况。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用人单位或者个人有本办法第九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并可视其违法情节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或者个人有本办法第九条第四项、第十条至第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社会保险费征收部门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改正，并作出如下处理：

(一)对于骗取社会保险参保资格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取消其非法获得的参保资格，终止其社会保险关系，并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协助清退其社会保险参保资格。

(二)对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取消其非法获得的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责令其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

(三)对于有欺诈行为但未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可视其情节轻重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一百元的罚款。

(四)对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或者基金支出的，由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拒不退回或者缴纳罚款的，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五)属于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的，解除服务协议。对有执业资格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建议授予其执业资格的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吊销其执业资格;对于被取消社会保险服务资格的服务机构和医务人员，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五条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监察部门责令改正，并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处分;给社会保险基金、用人单位或者个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职责，严重影响社会保险反欺诈查处工作的。

(二)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三)泄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被查处单位和个人的相关信息或者隐私的。

(四)泄露举报的信息，影响查处工作正常开展或者致使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的。

(五)未执行回避制度，致使查处工作有失公正的。

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无理抗拒、阻挠、妨碍反欺诈工作人员调查的。

(二)拒绝、拖延提供与欺诈事项有关资料的。

(三)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第三十七条用人单位非因法定事由，对举报、投诉人员予以辞退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打击报复、诬告陷害举报、投诉人员及其亲属，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八条本办法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

初级会计《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复习技巧

浅析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法律论文

公共秩序保留是指当一国法院在处理某国际民商事案件时，根据国内冲突规范的援引，本应适用被援引的外国法，但以被援引的外国法违背了法院地国家(内国)的公共秩序，因而该国法院排除或拒绝适用被援引的外国法。

法院在考察援引外国法是否违反国内公共秩序时，如适用外国法会损害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可予以排除适用。

1、共同利益。一般在国际条约和习惯法中有所体现，也会规定在国内法中“直接适用的法”里，即国际法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包括环境、公共卫生、外交、军事等等，既包容了私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也含有公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只有私法意义上的社会公共利益才是法院在适用国际私法时所要考虑的内容，因其作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内容，为各国国家所接受或认可，从而也能够被各国法院接受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

2、国家利益。各种学说以及各国的司法实践都认为，依内国的冲突规则指引本应适用的外国实体法时，还有各种各样可以排除外国实体法适用的根据，如：(1)其适用与所涉国家的公共秩序相抵触，或正符合另一国家或国际法律共同体排除其适用的情况;(2)与所涉国家的基本政治利益或政治纲领相违背，或正符合所涉及的友好国家排除其适用的情况;(3)当事人通过虚构连结因素而试图规避通常本应适用的法律;(4)在特定情况下不存在互惠或不能确认有互惠的存在;(5)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如外国法有关制度不为内国法律制度所了解;缺乏连结因素;外国法的内容不能被认定);(6)当事人宣告放弃适用外国法或不再要求适用外国法;(7)所涉国家未承认该外国国家或其政府;(8)出于对在第三国领域内造成的法律地位的尊重，为符合它的法律制度，不适用另一个本可适用的外国法;(9)法院负有考虑必须绝对适用的第三国法律的义务等。

浅析现代陪审制度法律论文

从法律史的角度看陪审制度，我们不难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个西方文明的源头看到其形态的踪影。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顾准先生在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一文中写道：“古希腊的梭伦首创了陪审法庭的新制度。原意当是‘作为法庭的公民大公’其实际状况，不外行政官员于市集日在市场上审理讼案，而由有空暇时间的若干公民参加，但是把这种办法制度化起来，则是司法上民主化的重要措施。”〔1〕在梭伦改革之后，公元前52017年“克利斯提尼改革”中，规定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参政权可当选陪审员、“五百人大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并建立陪审制度，为了使犯罪者得到公平审判，由每个部落从年满30岁以上的雅典公民中选举陪审员若干名，组成“陪审法庭”。凡遇重大案件，陪审员参与调查，后由陪审法院下设的委员会进行公平审判。〔2〕在“伯里克利立法”中，创设有5000人陪审员的法院，每50名陪审员设立一个分院，在审判中采取多数票表决制。

现以一个实例来看，古雅典陪审法庭的审理活动。公元前399年，年已七旬的哲人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庭判处死刑，在众位弟子面前饮下毒鸩，从容就死，整个案件完全是依照雅典城邦公律来审判的。起诉人是三位雅典公民，以美莱特斯为首，他们依法指控苏格拉底不敬神和敬事新神，受到专门负责有关敬神审判的程序很复杂但又很民主。不同于现代，雅典的法庭不设法官，只设主持官，负责审判并维持法庭的秩序，判决的权力则在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从公民群体中抽签产生，挑选5000人。法庭开庭之日，城邦官员事先根据案件大小确定审判每件案件所需陪审团规模，从5000名陪审成员中抽签选出从5人至2017人不等，开庭之日，再以抽签将这些陪审员分配到不同的法庭，审理不同的案件。开庭前每个陪审员都分得两块小金属牌，一个铸着“有罪”，一个铸着“无罪”。当双方提出证据后，陪审员把一块牌放入一个罐里，最后点数。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的陪审团由500人组成。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分析及对策论文

摘要：目的从食品消费者角度了解兰州市五区居民食品安全意识和食品消费行为等问题，探索有效改善该市居民食品安全现状的对策与建议。方法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对兰州市五区470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兰州市居民主要通过传统媒体获取食品安全信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知晓率低；认为安全隐患主要出现在生产加工和餐饮消费环节；消费习惯有待改善；维权意识不强。结论监管部门应采取广泛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严格管理与监管，多管齐下，共同保障居民饮食安全。

关键词：食品安全；认知现状；调查；对。

食品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更高，食品的安全性已成为国民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贸易繁荣的重要因素[2]。为了解居民的食品安全认知程度、消费状况以及生活方式，我们在兰州市五区进行了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和抽样调查的实践活动。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法，抽取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的70个社区的居民700人作为调查对象。

1.2方法。

对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并对收回的问卷进行严格的有效筛选，调查兰州市五区居民食品安全认知的现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基本资料。

在本次调查中，共发放调查问卷700份，收回571份，回收率81.57%；有效470份，有效率82.31%。调查470名居民中，其中30岁以下156人（占33.19%），30~50岁176人（37.45%），50岁以上128人（27.23%），年龄不详10人（2.13%）。学历状况：硕士以上（含硕士）13人（占2.76%），大专及以上130人（27.66%），中学257人（54.68%），小学47人（10.00%）。目前从事的职业：学生99人（占21.06%），工人92人（19.57%），个体户31人（6.61%），教师18人（3.83%），自由职业90人（19.15%），其他职业140人（29.78%）。

居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2009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了解程度，调查结果如下：完全了解66人，占14.04%；基本了解94人，占20.00%；知道一点124人，占26.38%；不知道186人，占39.58%。

2.3居民获取食品安全知识的途径。

调查显示，居民获取食品安全知识途径依次为：电视广播189人，占40.21%；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155人，占32.98%；靠购买经验88人，占18.72%；网络36人，占7.66%；相关知识讲座20人，占4.26%。

2.4食品添加剂的认同情况。

居民对食品添加剂有不同看法，一半人认为“无所谓”，超过1/3的人认为食品中“根本就不应该加添加剂”。见表1。

2.5居民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

这次调查显示，居民在食品安全方面最担心的问题为有毒有害物质高残留问题（占38.73%），担心相对较少的`是生产商用了转基因食材却在标签上不予说明（占7.45%）。见表2。调查同时显示，有159名（33.83%）被访者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过期食品仍在销售”，有114名（24.26%）被访者选择的是“没有达到国家卫生标准的假冒知名品牌”。

2.6对食品出现安全问题原因的认识。

调查显示，居民认为食品安全会出问题的环节依次为：生产加工（227人，占48.30%）；餐饮消费（135人，占28.72%）；种植养殖（69人，占14.68%）；批发零售（39人，占8.30%）。对食品安全隐患原因的认知为：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个人利益熏心（152人，占32.34%）；执法部门对违规企业和个人的惩罚力度不够（147人，占31.27%）；主管部门职责不明，监管不力（78人，占16.60%）；消费者假冒伪劣鉴别能力不高（65人，占13.83%）；相关法律不健全（16人，占3.40%）；事情没那么严重，是媒体炒作出来的（12人，占2.55%）。

2.7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时可能采取的措施。

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时，民众拟采取的措施依次为：没什么大的影响就算（136人，占28.94%）；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占95人，占20.21%）；法律途径解决（72人，占15.32%）；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71人，占15.11%）；与生产经营者协商（66人，占14.04%）；没能解决（30人，占6.38%）。

2.8居民最常去购买食品的场所。

调查结果显示，该市居民常去购买食品的场所居第一的是超市，有224人（占47.65%），其次为商场（19.85%）。另有约40%的居民一般选择集贸市场、食杂店、小摊点、食品连锁店等进行消费，而食杂店、小摊点的饮食卫生缺乏安全保障。

3讨论。

本次被调查的居民中，仅有45.32%（213/470）的居民比较重视食品卫生。这可能与本次调查人群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有30.42%，大约70%的人群文化程度属中低下水平有关。相对来说，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居民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亦较高，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居民对食品卫生重要性认识较为薄弱，且遭遇食品安全事故时的维权意识也不是很强烈。因此，应加强居民的食品安全认知能力，从根本上提高该市居民的食品安全认知水平。在调查中，发现居民有73.19%（344/470）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主流媒体获取食品安全知识。这为今后食品安全提供了有利条件。高校、食品监管部门、社区三者可结合起来，同时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对一些饮食安全知识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定期安排相关工作人员赴社区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宣传[3]。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相关技术标准大多标龄长、更新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4]。由调查结果可得出，居民最为担心的问题是有毒有害物质的高残留问题、食品添加剂超量使用问题。所以，监督管理部门食品监管中应着重加强对这两种物质的监管力度。调查对象认为食品安全最大的隐患是生产加工环节和餐饮消费环节，提示政府部门需加大对食品加工和餐饮消费这两个环节的整治力度。综合具体实际，监管部门应加强对超市、农贸市场、食品店、食品摊贩的整治，突出抓好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粮肉蔬菜水果等日常食品的安全，严把食品进货关、贮藏关、销售关，依法经营合格食品[5]。不断改善基础条件设施，着力解决居民担忧的以次充好、食品过期变质等食品安全问题。从调查结果中可得出，当遭遇食品安全事故时，仍有25.74%（121/470）的人自认倒霉，不采取任何维权措施，其他居民表示视具体情况而定。由此可见，居民的维权意识薄弱，这除了缺乏一定的食品安全知识外，还与投诉得不到及时处理等因素有关。所以食品监管部门及消费者协会应加强居民维权意识，努力引导居民做好维权工作。调查显示，居民遭遇的食品问题主要是过期食品仍在销售等问题。过期食品的危害不容小觑，它对人体健康具有极大的损害，我们希望通过一些措施提高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和生产企业、销售企业的食品质量安全意识，从而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消费习惯是指消费者经常性的消费方式、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6]。从调查结果可分析出，居民的消费习惯仍有待加强，仅有61.79%（290/470）的被调查者选择较为正规的场所进行食品消费。食杂店、小摊点的饮食卫生缺乏安全保障，有些摊点甚至连相关的营业执照、食品卫生许可证都未办理齐全，这些问题是食品安全事故的隐患。政府监管部门应积极做好居民的食品消费观念引导工作，加强对超市、商场等主要消费场所的查处强度。

综上所述，兰州市居民的食品安全认知水平较低，在遭遇食品安全事故时的维权意识较为淡薄。只有努力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加强食品安全队伍建设，加大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提升居民食品安全认知，才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3]史根生，张卫民，刘亦表，等.广东、吉林、四川、湖北四省居民食品安全教育前后知信的比较[j].中国健康教育，2004，20（6）：532-534.

[4]高敏.食品药品安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10（4）：9-10.

[5]汤天曙，薛毅.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和对策[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2（4）：8-10.

[6]董福荣.中国家庭消费结构透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我国的金融法律的制度论文

2、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

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但是，我国自1979年以来，却没有制定和颁布实施专门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有关社会保障的制度被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中。这种状况与社会保障法所应处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当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无法律责任、无制裁措施的法律规范，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系统，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

3、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没有与管理机构严格划分开来，缺乏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和拖欠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保险金行为的法律制裁措施；对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保险基金的运营处于不安全状态。

4、欠缺与wto的社会保险规则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中国加入wto的进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加入wto，必定会对中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目前尚未做好适应这一变化所应当进行的法制建设的准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要在这样一个具有12亿人口的大国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与经济发达国家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使社会保障水平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法律调整与特殊政策调整相结合，对社会发展中某一特殊时期出现的急迫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采取一些特殊性的政策加以调整，如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就是特殊阶段采取的特殊政策；借鉴和吸取国际社会带有共性的经验，适当参照国际标准但不能照搬；总结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经验，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建议，当前应当着重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1、应当把社会保障立法作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抓紧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目前，通过立法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保障的核心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因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尽快制定和颁布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草案已经起草了多稿，其内容已经比较成熟。因此，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适当时候，及时地审议该项法律草案。同时，由国务院尽快制定和颁布与该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条例，以保证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

2、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例如，社会保险基金被违法挪用、挤占现象较为严重，使一些地方离退休人员不能及时足额领取到离退休金，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制裁违法挪用、挤占社会保险金的行为，所以，至今无法追究挪用、挤占保险基金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相应的罪名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加以制裁。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通过关于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补充规定。

3、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导致社会保险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特别是保险费不能及时足额征缴。我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已经出现了支付风险的前兆。近两年来，国家为了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养老金的发放，从中央财政拿出几百亿元借给地方政府，地方财政也相应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但这笔钱仅仅能管当年的社会保障金发放。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国家和地方财政是很难支撑的。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其潜在的危险并不亚于金融风险。银行对个人储蓄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是百姓的闲钱；而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却是百姓的保命钱，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我们建议，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强化社会保险费的收缴功能、达到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4、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和增值是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管理的重要目标。根据过去的规定，社会保险基金只能用于购买国债，这样做虽然能够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无风险，但却难以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增值。如果社会保险基金不能有效地增值，长期下去，会加重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财政负担，也会对被保险人未来能够获得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建议，应当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投资机制，如在规范金融秩序的条件下，严格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和各项投资比例的上限，强化投资监管措施，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与增值。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批准保险资金可以通过购买证券基金的方式进入证券市场，这是中国社会保险资金投资方式改革的创新措施。

5、适应wto的规则调整中国社会保险业的相关制度。第一，中国加入wto之后，有关社会保险业的市场开放应当按照循序渐进的策略进行。第二，开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经营业务。第三，鼓励中外保险公司扩大社会保险延伸服务。

6、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使当事人在其社会保障权益受不法侵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应当依法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现在，有些地方在人民法院已设立了社会保障法庭，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采取强制的司法措施以追缴社会保险费，对侵害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充分运用司法机制在保证社会保障法律实施方面具有的强制性和震慑作用。

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有效的保障，必将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增添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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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法律顾问制度与建

高校国有资产是高校赖以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其数量和价值都是庞大的，且每年都以较大幅度增长。其管理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环节众多、技术性强的系统工程。长期以来，此项工作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随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高校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遇到的难题将越来越多。诸如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推行后，高校预算的严肃性、约束性得到了提高，高校有必要对存量资产进行盘算，拿出一本涵盖国有资产所有内容的总账、明细账，否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相关数据采集就缺乏可信度；高校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要求各单位严格按采购计划落实采购任务，这对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来说，工作多了，责任也大了，强化国有资产管理势在必行；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在高校实施，更是要求高校加强资金管理的计划性，提高各类资金的使用效益。特别令人关注的是，高校办学规模的节节提升，形成较大的资金需求空间，适度举债筹措到的资金亟待加强管理；另一方面高校对校办产业投资管理弱化，形成诸多的管理漏洞，造成投资主体一次次被推上法庭的局面。因而，高校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当前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现状和问题。

（一）体制不顺。

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方案最大的亮点是设立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以看出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正逐步增强。而高校这一块管理同样面临着顺势整合资源，调整机构设置，对口加强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艰巨任务。

国资事发[1995]17号文，即《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颁布至今，全国已有相当多的高校调整了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特别是规模较大的高校，还出台了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形成了有序的管理状态。但仍有数量更多的高校没有专门的建制或是建制不完整，缺乏一套完整的国有资产管理细则，国有资产管理无序。如一些高校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处，集中了相当多的资产管理权限，工程物资、教学科研设备、实验材料等都纳入了统一管理，实行了政府采购，已向规范化管理迈出了一大步，但管理体制处于磨合期，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抵触情绪还比较大，统一管理和协调工作有待进一步调处；而对于一些设立挂靠财务处的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或中心）的高校来说，举步维艰，各项资产的管理仍由各相关职能部门承担，管理内容有交叉，管理松紧有差异，甚至有些管理职能缺位，尤其是对校办产业投资的管理，对学校无形资产的.管理等。不难看出，作为校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其职能行使范围甚小，缺乏足够的号召力、协调力，因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

（二）关注不一。

长期以来，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侧重于资金管理，忽视实物管理，更淡漠无形资产的管理。学校各级领导大多比较关注资金的投入力度，而缺乏关注资产存量大小和现有资产质量高低及管理责任落实等意识与努力，重钱轻物的观念根深蒂固，造成资产使用率低、流失严重等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在设备的采购、验收、使用、调拨、报废等环节上，存在操作程序不规范、监督形同虚设的现象，甚至有随意行为。如一些单位把办班收入、技术服务收入视为单位小金库，自购设备逃避监督；一些单位资产报废环节程序不严，浪费惊人；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学校在筹建校办企业初期，未对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进行产权认定、评估，未办理有关资产转移申报审批手续，存在非经营性资产随意转作原始投资的现象。由于高校的国有资产管理涉及面广量大，领导重视不够，相应的岗位设置及工作待遇一直悬而未决，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一些不合时宜的管理办法也长期未加以修订，旧有的管理模式在沿袭，甚至于一些资产管理部门对国有资产管理范围、内容、着力点缺乏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因而，关注不一，更难让学校拿出一套长效的资产管理措施，一本账实相符涵盖各类资产存量及利用状况的账簿。

（三）素质不高。

高校国有资产管理队伍不强，与学校管理层对此项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有关。一些未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处的高校，从事国有资产管理的队伍多为兼职代理，分散多门，素质偏低。一些人以工代干，终日忙于应付行政事务，管理资产工作仅占日常工作总量的一小部分，其业务水平停留在登记员的角色，财务部门与其交流难度很大。某些高校长期以来资产管理沿袭一种模式，添置仪器设备，只需填个单子签个名；报废固定资产，自报自填；家俱、图书等日常管理简化为职能部门年终统计上报。很显然，资产管理水平低，与宣传、认识、制度、待遇、组织不到位有关，还与管理队伍素质不高有重要联系。管理人员素质低，容易造成工作被动，容易增加部门间工作协调难度，同时也会加大管理成本。学校应重视这支队伍的建设，适时安排相关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学习，建立起资产管理梯队。

（四）制度不全。

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涉及方方面面，要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必须制定完善科学的制度体系，并结合诸多因素，综合考虑，确保制度得到贯彻落实。如国家制度明不明，高校体改大不大，产权管理硬不硬，以及领导的管理意识、责任意识、管理理念、工作思路等，都应纳入关注范围。由于体制不顺、关注不一，素质不高，加之制度执行中未及时修正，走偏、走样现象比比皆是。据了解，某高校办公家俱管理曾一度执行过相应的管理条例，尚有“章”可循。但因人员多次变动，又无专人抓管，演变成平时自置自报、年终统计估报管理模式。从办公家俱自身特点来看，确有诸多难管之处，量大、价低、损坏频繁。但制度弱化、人员未到位、责任未落实是问题所在。很显然，制度完善，有利于增强各类人员的责任意识，有利于始终如一的贯彻执行；制度残缺不全，只会加快国有资产流失。

实际上，“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的制度约束可以引致不同的经济效率。任何缺乏效率或富有效率的经济行为都可溯源到制度因素。”因此，制度建设必须抓紧抓好，尤其是经济责任制建设。

二、加强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建制，优化环境。

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步伐加快，其原有的管理职能逐渐分解；而伴随财政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部门预算、预算外资金管理、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等一系列制度实施，高校财务处管理职能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原有的设备处职能同样面临着重大转变。高校在调整机构编制时，要抓住机遇，尽快调整完善，解决资产管理领导到位问题。

1、建议撤销设备处建制，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处，将财务、基建、后勤、图书、科研、产业等部门的资产管理职能剥离，并入国资处。国资处与财务处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担负学校各项资产的管理重任。国资处侧重于政府采购计划编制、落实和实施，担当起各种实物管理、价值管理、产权管理，以及无形资产认定利用管理的重任；财务处则侧重于资金的筹措、调度、监督、预算、核算、决算以及操作透明化等管理。

2、在体制理顺的基础上，认真革新管理理念、工作思路，加大宣传力度，解决制度、认识、领导到位问题，使各级领导管理思路、理财方法逐步统一到规范化的轨道上来。要完善监管措施，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各类人员职责，把各种责任制落到实处。要下大力周密组织一次财产大清查，摸清家底，梳理问题，分析症结，提出方案，督促领导研究解决。要尽快理顺各种关系，开创政令畅通的局面。同时内请外邀专家举办国有资产管理研习班，提高各级财务负责人管理水平和财产管理人员业务素质。

（二）健全制度，强化队伍。

要针对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现状，对照国家及财政相关法规制度，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资产管理办法，千方百计抓好内控制度建设，严密资产和记录的内部控制工作。要形成一整套有针对性的管理制度，控制流失渠道，盘活资产存量，实现资源共享。

当前，各高校亟待制定或修订的管理制度有：经济责任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无形资产认定管理制度、国有资产转向管理规定、财产清查办法、经营资产考核管理办法、通用设备定期抽查制度、离岗移交财产规定、物品借还办法等等。各高校应依据自身实际，与时俱进完善制度建设。

当然，要做好做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离不开一支政治觉悟高、责任心强、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管理干部队伍。国资处可以虚位求贤，推行校内招聘，吸收一部分敢于较真的会计人员，充实管理岗位，要与人事、财务周密考虑设岗定酬方案，搞好校、院、处（室）三级管理队伍梯队建设。对专兼职管理人员实行备案制度，一旦确定，不得随意变动，名单报国资处和财务处备案。如变动，两处应签署意见，并派员监督办理交接手续。在着力稳定管理队伍的同时，还应加强业务指导和培训，注意向兄弟院校取经，搞好年度考核评比。

（三）明确思路，把握重点。

高校要形成一套有自身特色的国有资产管理思路，体现出如下特点：切实可行、重点明确、措施到位、责任到人。从目前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现状来看，高校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项目资金管理。

在高校，项目资金数额巨大，类别各异，环节众多，尤其是部门预算推开后，项目资金管理范围更宽泛。因此，必须投入相当多的注意力，研究规范监督项目资金的使用方向、使用效益，把好关键环节。要从项目申报立项、可行性研究，到经费预算、组织实施，逐环节参与监督，严防因决策失误管理失误产生巨额不良资产。基本建设工程项目，要在决策科学性、透明度、招投标和议标、材料采购、工程现场管理、预决算办理等环节，加大监管力度。非基建项目工程、大宗货物、服务项目的采购，属于政府集中采购范围的，纳入政府集中采购；不属于政府集中采购范围的，通过合法认定自行组织采购；符合招投标条件的，要公开、公正、公平的组织招标；不符合招投标条件的，也要通过政府采购法规定的其他采购方式进行采购，从程序上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项目资金检查、考核、评价办法，大力推进项目责任制建设。

2、房产使用方向。

高校房产的用途大致分为教学科研、生产实习、生活服务、校产经营等种类。各高校要朝着分类管理、分类运作的方向努力。由于该部分资产占总资产比重最大，因而必须作为国有资产管理的重点。现实中，一些单位见利妄为，随意转向房产用途，特别是学校投资的校办产业。据了解，某高校实习工厂自行其事，大搞房产出租联营，形成请（财）神容易送（财）神难的局面。年长日久有的私营业主“底气”足了，以协议相要挟，提出种种苛刻条件，极力拖延交还日期，学校为此牵涉很大精力。事实表明，在利益机制、经济责任制上留空子，只会让单位自主权无限放大，造成国有资产管理难度加大，给学校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进而影响学校的整体规划、建设与发展。

3、通用设备存量。

通用设备因其通用性，管理难度加大，流失严重。要控制假性丢失情形以及自主决定、不当目的捐赠、转向与变价等现象的发生。要从财产大清查的结果中发现问题，积极处理资产管理积案，解决通用设备不在其“位”的现象。特别是对一些携带方便、价值较高的通用设备如数码相机、通讯设备、手提电脑等的管理，要责任到人，定期查对。同时，要完善财产管理交接制度、借用制度、考评制度。应当定期核定通用设备细目，控制不正常现象的发生，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留积案。

4、报废资产管理。

高校报废资产管理应着力抓好两个环节：一是固定资产报废的认定；二是报废资产的去向。两环节应有明确的程序。要防止随意降低报废标准，随意处置报废资产，以及借达标评优之名突击花钱，突击报废等现象。要把好两关，财务、审计必须介入，使整个操作过程透明起来。否则，同样会引起国有资产流失。在明确认定批准程序、报废处理程序的同时，应视具体条件建立废品集中库，建账管理，定期或不定期以招标、询价等公开方式处理，对固定帮扶对象的捐赠，也要履行一定的手续。

5、无形资产管理。

高校在无形资产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许多运作风险。由于管理上的漏洞，无序无偿使用学校无形资产的现象比比皆是，有证据表明，学校为处理不断增加的各种各样的侵权行为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的侵权行为甚至已给学校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学校应认真重视此项工作，对职务发明，科技成果转化、专利权使用、专有技术的获得等，必须订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利用学校无形资产报批程序、相应职责，充分发挥无形资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曹元坤.从制度结构看创设式制度变迁与移植式制度变迁[j].理论经济学,(5):85.

[4]赵年忠.国有资产流失的两个陷阱[j].事业财会,2000(3):50.

[8]刘伟.高校资产报废内部控制探讨[j].事业财会,(3):19.

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

(一)影子银行的含义。

由于影子银行是新兴名字，全世界对其研究尚不完善，对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我国影子银行由于具有特殊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发达的金融体系下的影子银行概念也并不完全吻合。影子银行能够实现只有商业银行才能完成的业务，它们通常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来把借贷者和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连接起来。影子银行在我国大体可定义为能完成有传统商业银行的所有业务而又游离于监管之外的一种新型的银行系统。

(二)我国影子银行的基本特征。

影子银行在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且规模巨大不容忽视，由于中国金融国情的特殊性，影子银行具有如下显性特征:。

1.资金来源有限。

由于影子银行的业务模式为借短贷长，所以其存在普遍的期限错配特征。由于影子银行的资本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和从货币市场筹集的短期资金;资产期限较长，所以一旦出现违约情况，则不得不抛售未到期资产，或者以更高的成本向市场融资，这样就会陷入流动性风险。

2.产品复杂，证券化程度较高。

我国影子银行往往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产品设计，把银行贷款证券化，再通过证券市场融资，实现融资“倍增”，其高度的证券化改变了传统银行的融资模式。

3.经营活动不透明，缺失监管。

我国影子银行大多为场外柜台交易，缺乏信息披露，经营活动不透明，没有完善的披露制度，政府金融主管机关也较少对其实行监管。

4.我国影子银行活动的杠杆率相对较低。

高杠杆率是影子银行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引起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原因。但在我国，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监管部门对于杠杆率的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规定我国商业银行不得为私募股权基金发放并购贷款。但我国仍然存在高杠杆操作的影子银行类型，例如一些金融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业务，但是都是属于刚起步探索阶段，没有完全开放和大规模推行。因而使得我国影子银行活动表现出了杠杆率相对较低的特殊特征，同样的我国影子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也低于发达国家。我国影子银行的风险主要其风险主要聚集点为监管套利的相关风险，而非高杠杆操作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点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

5.风险性高。

影子银行具有信用创造功能，但其信用创造过程充满了“金融摩擦”，不但加重了存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信息隔离和不对称，也加重了金融市场与最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陡增。一旦影子银行机构出现信用违约，就会导致比商业银行破产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与其他系统性风险的形成过程类似，影子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必然会经历传染、失衡和总量冲击的过程。与此同时，缺乏监管的.高杠杆操作，加之不透明运作机制，必然导致其风险呈“几何式”增加，市场脆弱性也随之增大。

二、我国影子银行法律监管现状及存在的缺陷。

(一)我国影子银行监管现状。

1.立法主体和级别。

我国影子银行主要是指商业银行表外理财、证券公司集合理财、基金公司专户理财、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小额贷款公司、票据公司和民间借贷等。但是对于这些形式的影子银行我们目前都没有运用高级别的立法主体进行立法保护，大部分是一些规章制度，且效力较低，执行起来很少能起到效果。所以综合来看，关于影子银行的法律监管，立法主体和级别较低是其一个主要问题。

2.法律监管对象和范围。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影子银行的监管的对象和范围十分广泛，但监管仅浮于表面，仅作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起表明立场的作用。另外，我国法律监管立场不确定，这给监管带来了很大难度。这也直接导致了民间融资问题频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资金方面考虑到风险因素，仍然偏重向大型国有企业。因而中小企业只好选择那些交易不规范、信息不对称的民间借贷机构寻求资金支持。银监会为了有效扭转这种局面，颁布了《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指导意见》，通过规定要适度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的方式从而加强对小微企业的保护。通过以上各种方式的支持，我国小微企业的贷款问题虽然正在逐步解决，但是仍然无法满足中小企业巨大的资金需求，这也导致民间融资势必要纳入我国法律的监管中。

3.法律监管手段。

从监管手段上来说，大部分的法律缺少规定法律后果。在我国法律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中，主要还是以金融监管机构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方式，由于对公司的董事会和各个职能部门的太过信任，直接导致行业的系统风险成为监管的真空状态。并且我国还呈现出另外一种特殊现象，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各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管理办法。从承担责任的形式上，我国的处罚方式主要是行政罚款，有些法律法律由于主要是以行政罚款为主，有些法律法律规由于颁布较早不符合时代行情，罚款数额仅不足万元，如《典当管理办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典当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二)、五)项，第二十八条第(四)项或者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地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单处或者并处元以上万元以下罚款等。

(二)我国影子银行监管存在的缺陷。

1.我国一直以“重微观、轻宏观”为监管理念，同时由于分业监管体制内部存在弊端，这直接导致我国无法形成宏观审慎的视野去实行监控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我国一直采取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进行分业经营的监管模式。不同监管机构相互独立，无权干预其他监管机构的经营范围。这种分业监管体制使得各个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易发生只注重单个经济实体利益，而缺乏宏观审慎的视野去对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市场稳定进行监控。由于我国的特殊管理体制，使得我国根本没有一个凌驾于“一行三会”之上担当系统监管和监管协作的实体机构，因而我国应该积极进行改革，力求能够建立凌驾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宏观监管职能部门来对监测系统风险进行审慎的监管，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互助。

2.政府对于金融行业实行严格的行政管制，严重制约了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我国影子银行相对于国外来说总体规模小，杠杆低、种类少，因而风险也远远低于国际影子银行体系。但由于我国政府对影子银行的风险评估不到位，过分高估了其风险，进而采取了过度严格的金融管制，严格限制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整个金融市场发展缓慢、缺乏活力。因而我国在监管过程中可以进行一定的行政干预但是应该适度，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并不意味着要全面的取缔、遏制影子银行的发展，而是应该充分发挥影子银行的正功能，降低影子银行的负面效应，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市场的发展。

3.缺乏对金融消费权益的法律保护以及金融效率的提高。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特点注重强调金融稳定，忽视提高金融效率。在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之间很多时候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我国政府过度的采取行政手段对影子银行实施金融监管，忽视了市场竞争和金融效率的作用。此外，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并没有设置消费者保护机制。虽然重新修订的《消费者保护法》将金融消费者纳入立法范畴，但仍然缺乏配套的相关措施以及详细的纠纷处理程序，对我国消费者的保护非常薄弱。我国目前也没有一个专门保护机构对消费者进行保护，并且随着金融混业化的推进，目前监管部门职能不清，主体不明，这些问题更加加剧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不利于对消费者的利益进行保护，影响了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

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我国影子银行具有信息不透明的特点，给我国监管机构监管带来很大困难。由于影子银行这种特征，导致我国在监管过程中无法获取充分的数据支撑，监管当局很难全面详细的知晓影子银行的发展概况从而识别其风险。因此我们要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让影子银行进行充分的信息公开和信息披露，这样才能使监管当局正确知悉、鉴别和分析影子银行的现实问题，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监管措施，从而减少监管盲区的存在，更好地发现和控制系统性风险。同时我国也应尽快建立中一个完整、全面的数据系统，这样能够将银信理财产品、衍生市场、表外业务、民间金融的信息进行及时充分的统计，之后可由监管机构予及时披露，这样有利于更好的完善影子银行的动态风险预警和监测体系，从而能够针对性的制定适宜的监管措施，及时预防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2.建立动态的风险监测与预警制度。

一国金融系统稳定性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金融系统风险防御能力，要想提高一国风险防御能力则应建立良好的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我国目前由于缺乏对影子银行整体资产与风险规模的清晰计量，因此缺乏完善的监测手段。我国应该借鉴国外乃至国际关于影子银行风险监测的改革方案，同时结合我国国情，针对性的建立起我国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从而有效提升我国的风险防御能力。笔者认为，我国应该从宏观与微观监控两方面实现动态结合从而对我国影子银行进行质与量的监管。具体来说，笔者提出以下运行流程建议：第一，在宏观上监管机构应该全面掌握影子银行体系的总体规模、风险大小、资金流量等数据信息;第二，在微观上监管机构应该对那些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的影子银行进行重点监测，有效识别其风险，及时对外公布风险预警信息，实现对影子银行的动态发展状况进行追踪;第三，监管当局在充分掌握上述信息后，应及时评估对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情况，在分析影子银行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程度，针对性的制定出相应的监管措施;最后，我国监管机构还应有效提升金融风险监测水平与统计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为金融体系的检测指标提供更加全面的检测指标，完善影子银行的风险评估框架，对金融检测指标进行针对的的动态调整。

3.建立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防火墙制度。

我国影子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中商业银行发挥着重要的主体作用。我国影子银行由于缺少监管，存在众多问题，极易引起系统性风险，如果其将风险传递到商业银行系统内部，则会危及到我国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但由于我国传统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关系密切，风现在两者之间极易传递，因而我国必须建立有效的风险防火墙制度，防止风险在两者之间传递与蔓延。笔者对如何建立风险防火墙制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资金隔离。影子银行资金流转过程中应该分别设立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不同的资金账户，将账户进行分离管理，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资金通过各种形式像影子银行系统流动;第二，人员隔离。我国应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从业人员只能从事商业银行常规的业务，对于其中的理财产品等影子银行业务应该设立专门人员进行负责，并且要对专门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有效防止商业银行从业人员为了一己私利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提供融资便利;第三，业务隔离。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参与民间金融等影子银行活动，有效预防商业银行表内业务向表外业务隐蔽转移。

4.加强行业自律与内控制度。

我国目前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仍然以政府为主导，行政监管为主要方式，另外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起步晚，市场主体管理经验不足，这些均导致我国行业自律组织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国必须重视行业自律组织的发展，将行业自律组织作为法律、制度监管的重要补充，相互配合，共同为影子银行监管发挥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国外行业自律组织的建设，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影子银行行业自律与内控：第一，建立全国性影子银行自律组织，以民间力量为主导、政府部门监管为辅助共同协调配合;第二，加强各影子银行主体行业自律组织建设。我国监管机构应完善现有行业自律组织的建设，同时赋予行业协会更多的监管职权，组织行业协会合作交流，行业协会应制定严格的行业行为规则，形成自律的道德规范;第三，新成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主要负责监督我国影子银行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行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投诉进行及时处理，主持调查、调解、支持起诉，并向有关监管部门反映等。

四、结语。

近年来影子银行在中国迅速发展且规模强大，对我国的金融经济有着巨大影响。所以笔者在充分阅读现有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影子银行的定义、特征进行归纳，并深刻总结出我国影子银行监管现状及其存在的缺陷，从而得出我国必须进行影子银行监管法律制度构建，具体应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动态的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建立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防火墙制度、加强行业自律与内控制度。但由于笔者的法学理论功底与实践经验尚有不足，自身学识和水平能力有限，因而本文对我国影子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研究尚处在较低层次，提出的建议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与论证。

法律顾问综合法律：社会保险制度法律顾问综合法是指

六、到期应收帐款的法律措施追讨；

七、重大投资决策及相关经营活动的法律意见出具；

八、参与或协助相关商务谈判；

九、诉讼与非诉讼事务的处理；

十、提供相关证照的办理程序及与政府、新闻机构的沟通、联络。

土地储备制度法律机理探析论文

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准备在最后一个季度向市场提供1360亩房产用地，以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这是在全国普遍建立土地储备制度后，第一次引起广泛关注的政策动向。杭州是我国最早进行土地储备制度试点的几个城市之一，制度比较完善，特点比较鲜明。当前，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一再攀升、个别区域出现过热现象之时，这一政策动向可能产生强烈示范效应。

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形成原因，不外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是改革的大方向，需求控制政策暂时很难成为政府的调控手段。政策重点落在成本控制上：扩大土地供应量、通过招标拍卖竞价，降低土地取得费用，从而使房地产市场价格自然回落。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一个口子供地”，以此实现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是土地储备制度成立的主要目的。因此，利用土地储备制度，扩大土地供应量，主动介入房地产市场，降低房地产成本，控制市场价格，就成了看似理所当然的选择。

但是，由于政策机制的不健全和当前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特殊因素的影响，利用土地储备制度，扩大土地供应、平抑房地产市场价格存在六大问题，对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很难收到政策实效，反而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市场风险。

一、政策手段针对性不强。

虽然房地产价格总体上是一路上涨，但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方面是高档商品房建销两旺，成为开发商投资热点。以住宅业为例，和，别墅、高档公寓与经济适用房建设相比，实际销售面积增长率分别高出8％和3％；新开工面积增长率分别高出63％和16％；投资完成额增长率分别高出27％和26％。另一方面是投资增长率超过销售增长率，房子空置日渐增多。由此可以推断出，滞销房或空置房主要是低档商品房，高档商品房持续走俏，支撑着房地产业不断向前发展，房地产市场过热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资本市场风险不断增加，高收入者将房地产作为投资热点，促使了房地产业的繁荣；低收入者房屋需求强烈，但在住房制度改革没有实现重大突破之时，购买力弱，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大量低档商品房空置。因此，以一致性的成本控制政策去解决结构性的需求问题，政策的针对性不强。

二、政策实施条件不健全。

虽然土地储备制度要求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但实际上土地储备机构并未完全控制土地供应量。存量土地大部分被现在的使用者所控制。一般是，开发区已把持大量新征土地，土地开发商和区政府已掌握着危旧房改造用地，各委办局实际控制企业划拨用地，土地开发商经多年运作已圈下很大一部分商品房用地。对于新增商品房用地，虽然去年7月1日国土资源部下发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一些地方政府也相应下达了法规，为土地储备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由于配套政策的滞后、具体规定的.含混，仍为协议出让留有余地。如北京出台了《关于停止经营性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有关规定的通知》，但留下了绿化隔离项目、危旧房改造、小城镇建设、其他重大项目、高科技和工业用地等经营性项目几大口子。由于多源头、多渠道供应土地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开发商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开发土地，也可以开发自己储备的土地。另外，土地储备制度约束力弱，存在土地储备的“道德风险”，地段好、升值潜力大的土地不愿进土地储备中心，尽量协议转让，地段差、升值潜力小的土地愿进土地储备中心，希望得到政府的补贴，政府提供的土地可能并不是开发商所需要的土地。因此，由于土地储备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不具备，政府扩大土地供应量，开发商是否有必要相应跟进，值得怀疑。

三、政策支持力度不强大。

当前的房地产成本降低会影响到开发商以前开发尚未出售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它们是第一价格坚守者。但问题不仅于此，重要的是价格坚守者还有政府和银行。据测算，20房地产开发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为1.3个百分点，间接贡献率为0.6到1.2个百分点，两者相加共计1.9到2.5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就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也是地方支柱产业，使政府很难真正容忍房地产价格的下降。银行是房地产开发的主要资金来源，接近60％，占银行贷款余额的10％。根据国家公布的数据，到207月，全国商品房空置占压资金超过2500亿元，居各行业不良资产之首。在这种情况下平抑房地产市场价格，金融业会首当其冲，银行有多大承受力，值得政策制定者担心。因此，以土地储备制度扩大土地供应量实现房地产价格下降的政策取向，与政府经济发展目标存在矛盾，在内有政府和银行的制掣、外有开发商的规避，土地储备制度难以与房地产价格坚守者相抗衡，政策出台动机、出台时机和执行力度都值得反思。

四、政策调整空间比较小。

商品房成本主要由征地拆迁费、土地出让金、建安工程费、大市政费四源费及其他税费等几个部分组成。一般说来，建安工程费、大市政费及四源费、其他税费是可变成本，不可能受土地储备制度影响。土地储备制度可以影响的土地征地拆迁费和土地出让金。征地拆迁费是土地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占房地产总成本为40％左右（新区开发要低，占20％左右），用于补偿房屋权益和为国有企业盘活土地资产实现脱困的权益。土地储备制度应当保证这部分资金完全落实，而不是减少。土地出让金是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益和一系列土地储备工作的回报，约占房地产总成本的10％左右。如果土地储备成本和土地储备中心自身发展的资金积累量一定，土地储备制度真正影响空间就是土地储备中心上缴国家财政部分，空间十分有限，一般为房地产总成本的5％左右。因此，商品房的成本价格刚性使土地储备制度平抑房价空间狭小，即使政策效果如决策者所愿全部发挥，影响程度也很有限。

五、政策路径不直接。

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一路飙升，通过市场竞价，土地出让金也会随之上升，所实现的土地所有者权益就会多，扩大了土地储备制度的作用范围。例如，杭州由于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市土地储备中心上缴的财政资金每年以56％的比例递增，到年，已达40亿。但是，土地需求是派生的，是先有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才有房地产用地的需求。如果土地供需双方力量不变，政府主动降低土地出让金，按照市场招标拍买的方式出让土地，只能使国家的土地所有者权益转移到开发商手中，不可能影响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如果政府扩大土地供应量，仅是为了减少土地出让金，又可能刺激开发商开展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其通常做法是，开发商对所获取的开发项目，并不一次付清地价款，而是分期分批来做，长则、，等同于又一次购得看涨期权。因此，土地出让金的降低对当前房地产价格影响小，反而可能导致社会财富不合理的转移。因此，土地需求的派生性使土地储备制度控制土地出让金失去意义，政策的负面影响制约了政策的实施。

六、政策效果时滞比较长。

一项长期投资，在房地产市场已经过热的情况下，投资者要么对新政策置之不理，要么是转移投资方向，使市场出现大幅振荡，甚至导致市场“崩盘”。因此，政策的时滞效应严重影响土地储备制度平抑价格的政策效果，政策风险大，实施时不能不慎重。

七、可供借鉴的经验总结。

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为了公共利益和城市再开发，都建立了土地征购集中、储备、出让的制度，其中香港所采取的土地储备制度与我国各城市所采用的土地储备制度比较接近。从它们运作的经验来看，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土地储备制度要真正能发挥作用。政府要真正完全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这是关键性条件，否则，它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很难收到实效。二是土地储备制度代表政府参与土地收益，有着“政府利益第一”的明显要求。如果土地国有，可以将其利益看成是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如果土地私有，可以将其利益视为土地管理、城市管理的收益。因此，它不是一名“守夜人”，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让它为了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因此，土地储备制度的直接受益者是政府，间接受益者可能是公众。三是政策实施手段是选择适宜的时机公布土地供给计划，进行微调，造成充分的心理预期，使房地产市场朝着理性方向发展，而不是在房地产市场风险充分放大后，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减土地的供给量。最后是政策的实施要密切关注金融市场的变化。在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严重冲击房地产市场时，因土地储备制度只是一种土地供给管理而无能为力。如香港回归时，特区政府增加批地数量以造福于民，但面对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反而增加了房地产市场的受害程度。因此，土地储备制度在很多时候，只是一项锦上添花的政策。

因此，在市场已出现过热的情况下，希望通过目前的土地储备制度，扩大土地供应量，实现房地产价格的平稳回归是不现实的。

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

【论文摘要】贷款损失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发放的贷款收不回来而遭受的损失,贷款损失风险是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贷款损失作为银行经营成本的一部分,理应在计算所得税应纳税额时予以扣除,但是我国现行的贷款损失税收制度还不完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银行及时足额的计提准备金,不利于防范风险与维护金融稳定。

【论文关键词】贷款损失;税收;制度完善。

为了适应国内和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的贷款损失税收制度一直以来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目前我国贷款损失税收制度的规定主要散见于一些规范性文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贷款损失的认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57号)首次将贷款损失从以往的坏账损失中分列出来单独明确,同时还明确将应收账款和预付款分为贷款类和非贷款类,同时,该通知还明确列举了十一种具体确认贷款损失的条件,并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作为兜底条款写入,这也为以后财政税务部门应对经济生活中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做好政策上的准备。

(二)我国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的具体方法。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实行的都是与贷款分类相适应的五级分类计提法,近年来,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我国少数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始与国际接轨,采取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下面对两种计提方法进行具体分析:。

1、五级分类计提法。

五级分类计提法是以对贷款资产进行分类为基础的。它是由银行内部人员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与财务状况来判断贷款质量,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然后根据贷款的不同类别对应的比例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现行的规定是除正常贷款外,后四类贷款依次按照2%、25%、50%和100%的比例计提,其中次级类和可疑类贷款的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动20%。

2、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

新会计准则规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目前已有部分上市银行采取该种方法进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是将贷款的账面价值减记至根据未来现金流量预计的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贷款损失拨备,计入当期损益。根据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在对贷款质量进行评估时,应考虑借款人的获利能力,根据借款人以及经济环境等未来变化因素,以及借款人偿还贷款本息的情况,对贷款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算出贷款现值。

(三)贷款损失税前扣除的审批。

根据《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规定,贷款损失的税前扣除需要经过税务机关的审批。该办法还对各级税务机关的审批权限作了规定,反映到贷款损失的扣除方面,主要内容为:因国务院相关决定事项而导致的贷款损失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具体的审批事项后,由各省省级税务机关负责审批;其他原因导致的贷款损失则由银行所在地的省级税务机关按损失金额、证据涉及地区等因素划分审批权限。

(四)贷款损失的.税前扣除比例。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当期允许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度为期末允许计提准备金资产余额的1%与上期末已在税前扣除的准备金余额之差。

另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中规定金融机构对农业和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按风险程度划分后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可以在税前扣除,上述贷款按风险程度分为关注类贷款、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款这四类,相应的准备金计提比例分别为2%、25%、50%和100%,同时贷款损失不足冲减准备金的部分经审批后可以在税前扣除。

(五)对收回已扣除贷款损失的处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已经扣除的资产损失,在以后纳税年度全部或者部分收回时,其收回部分应当作为收入计入收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故银行在以后年度收回己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时,必须将其纳入收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我国贷款损失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从总体上看,制度设计偏离税收中性原则。

审计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在实践中,核销法也偏离了税收中性原则。

(二)从法制方面看,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

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关于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制度的规定分散于企业所得税法统领下的各种国家财政税务部门发布的通知和办法之中,显得比较混乱。另一方面,这些规范性文件层级较低、统计和规范口径存在差异,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协调、具体运用混乱。大部分相关的规定都是以“通知”的形式发布的,而且每一个通知就会有一个新的规定,而且,部分政策的有效时间还有限定,往往旧政策的执行期限已经结束,新的相关规定还没有及时出台,政策缺乏稳定性与连贯性。同时,金融法规与会计法规、税务法规统计与规范的口径不同,银行需为应对不同的管理部门做不同的安排,使商业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成本加大。

(三)从具体制度上看,相关制度设计有待完善。

1.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税前扣除比例过低。

根据财税〔2009〕64号文件,允许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度不得超过允许计提准备金贷款资产的l%,而银行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将贷款资产划分为五大类,并对应这五大类贷款资产计提相应的损失准备金,具体比例为:正常类贷款为l%、关注类贷款为2%、次级类贷款为25%、可疑类贷款为50%、损失类贷款为100%,其中次级类贷款和可疑类贷款资产的准备金计提比率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再上下浮动20%。这部分准备金可以作为费用列支。由此看出,税法规定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扣除比例明显低于银行根据风险程度划分计提的准备金的比例。

2.贷款损失的认定与核销标准过于严格。

我国贷款损失的认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财税[2009]57号文件中列举了十二种可以确认贷款损失发生的情况,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确认贷款损失时银行往往必须提供很多法律方面的证据和证明,由于法律的程序性,银行在获得这些证明时,往往需要巨大的时间和成本,导致贷款损失不能及时在税前扣除。另一方面,《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2009]88号)规定了企业实际发生的贷款损失应该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这样一来也加大了银行的成本。

3.贷款损失的确认与核销不及时。

其实这正是由于贷款损失的认定与核销标准过于严格导致的。贷款损失的确认与核销不及时,导致会计和税收在将贷款损失作为费用处理时存在时间上的差异,直接造成银行因而被提早征税;但是又由于递延税资产(主要由上述贷款损失准备引起)转回的不充分,这种时间性的差异变成了永久性差异,使得提早征税变成了过度征税。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国现行的贷款损失税收制度还存在着不足,一定程度上侵占了银行的利益,阻碍了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完善。

(一)完善贷款损失税收法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专门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损失税收处理办法》,在该办法中规定贷款资产的范围、贷款损失的认定条件、贷款损失的税前扣除审批程序、准予计提准备金的贷款资产的范围、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额度及其计算方法,收回已扣除贷款损失的处理等相关问题。同时,取消对上述政策执行期限的限制,使政策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减少纳税人的不确定性预期。

1.完善贷款损失认定制度。

首先,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损失税收处理办法》的基础上简化贷款损失的认定标准,赋予银行一定的自主权。其次,明确贷款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认定口径。目前的各个政策文件对贷款损失的认定标准不一,有必要进行统一和规范。

首先,维持现行的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扣除方式,但要对扣除比例进行改革。在扣除比例的确定上,体现差异化原则,具体制度安排为: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优势,贷款资产的质量均较高,而且化解不良贷款的能力很强,故可以规定其贷款损失税前扣除的比例仍然为l%;考虑到股份制商业银行对繁荣我国金融市场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贡献,以及他们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可以提高这些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的比例,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税前扣除比例则应该高于上述两类银行,以鼓励这些金融机构为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服务。

其次,对部分特定性质和用途的贷款损失施行特定准备金法,为将来我国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制度施行特定准备金法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这些“特殊贷款”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包括“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个人助学贷款、扶贫贷款、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等在内所有关乎国计民生的贷款。这种制度安排既能引导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动,还能提高财政支出(税收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

再次,最终建立特定准备金制度。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早在就发布了《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所以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己经全部实行五级分类制度,这就为特定准备金制度的建立在财务会计制度上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一旦条件成熟我国的银行贷款损失制度就可以施行特定准备金法。

最后,在制定贷款损失政策时主要应该本着缩小税法与会计制度差异,调和不同利益相关者矛盾的原则,对贷款资产的范围进行科学、合理、实际的界定,对贷款损失的认定条件和扣除的审批程序做到细致而又不繁琐,精确而又不苛刻,实现既矫正了市场失灵而有不伤及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

法律顾问综合法律：社会保险制度法律顾问综合法是指

摘要：社会募捐是社会成员之间互相救济互相帮助的一种方式，是我国慈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其他组织严密、程序复杂的公益组织，社会募捐的发起更加灵活，救济也更为及时。

关键词：社会募捐;法律性质;利他合同;赠与合同。

对社会募捐法律性质、当事人法律地位，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主要分析以下两种观点：

(一)附条件赠与合同说。

该学说认为，募集人发起的募捐公告应该视为一个要约，而捐赠人将钱物给予募集人的行为可以视为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正是基于捐赠人对募集人的人身依赖关系作出的，二者之间建立的是委托合同关系。作为捐赠人的委托人，募集人与受益人之间产生的是赠与合同关系。捐赠人委托募集人作为其代理人对受益人进行捐赠，而捐赠人与受益人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赠与关系。而所附条件为附解除条件，捐赠人就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给受赠人附加了解除条件，即捐赠目的成就或募捐事由不存在时，合同失效，无须捐赠人的撤销。

此学说不合理之处有二：其一，委托合同是由双方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物的合同，是建立在委托人与受托人相互信赖的基础上。但是社会募捐是募集人以自己的名义自觉发起的，自始至终并未与捐赠人达成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并不是捐赠人的代理人;其二，对于赠与合同所附的解除条件是否是募集人与受益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这一理由也不明确。笔者认为，社会募捐是募集人自觉发起的，并非经受益人授意发起，因此，该解除条件并非是募集人与受益人之间合意的产物。

(二)附义务赠与合同说。

社会募捐中，捐赠人为受益人进行捐赠，其所附义务就是捐款用于特定救助事项。募集人在社会募捐发起阶段的地位可以认定为是受益人的代理人，代理受益人发布捐赠的要约邀请，代理受益人作出同意捐赠的承诺，代理受益人接受捐赠的财物等，同时捐赠人对募集人也具有人身信赖关系，信任其发起目的是可靠的，意图是善意的，所以才愿意将财物交由其管理，因此，募集人既是捐赠人的代理人，又是受益人的代理人，此为该学说主要观点。

我国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社会募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赠与合同，但关于其特殊形式的定性并未形成一致观点。笔者认为社会募捐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利他赠与合同。

首先，在社会募捐活动中，募集人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出募集捐款的倡议，是一种典型的对世要约。捐赠人通过了解要约的具体内容，如受益人的特殊情况等，从而作出相应的承诺，为一定捐赠行为或捐赠承诺，合同便成立了。“就社会募捐的赠与性而言，应属于赠与合同，但又具有不同于一般赠与合同的特性，还具有无偿性，因此应认定为赠与合同的一种特殊形式。”

其次，募集人和捐赠人不是为各自的利益而订立募捐合同，而是使处于困境中的第三人也就是受益人获得合同利益，因此，社会募捐是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但“利他合同在结构上实际上是一种普通合同并附有一项第三人利益的约款，此项第三人利益的约款转变了契约给付之方向，”因此，社会募捐是为第三人设定利益的赠与合同，即利他赠与合同。

再次，社会募捐是将捐款用于特定救助人的特定救助事项，是附有特定使用用途的一种赠与。当目的已达成或目的无法达成时，合同解除。因此社会募捐是附有解除条件的利他赠与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合同失效，但效力不溯及既往。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将社会募捐定性为附解除条件的利他赠与合同已较为完整准确的说明了社会募捐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

此外，社会募捐还具有以下自身特有的特征：

首先，捐赠人具有不特定性。社会募捐是面向整个社会或某个特定范围内的群体发起的倡议捐款，在此范围内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捐赠人，不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绵薄之力来帮助他人。一般来说，捐赠人人数众多，比较分散，且多数并未署名，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其次，募集人具有任意性。社会募捐中募集人的资格条件并没有任何限制，一般都是不特定的，任何自然人、法人、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都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募捐，一般是被救助人或其近亲属所在的单位、社区、政府相关部门或机构。

再次，当事人之间具有高度信任性。社会募捐中，捐赠人所为的捐赠是基于对募捐人的高度信任才进行的，确信募捐倡议中被救助人或被救助事项是真实存在的，信任募集人会谨慎管理、如实转交善款，并将善款用于特定被救助对象的特定事项。而受益人信任募集人所交付的善款是合法募捐的，并且该赠与是无偿进行的。

另外，受益人的特定性，募捐目的的明确性和公益性，捐赠行为的人身属性等，也是社会募捐不同于其他一般赠与的特征。

参考文献：

[1]何卿源.关于社会募捐的法律理由探讨[j].法制与社会，2007(3)：661.

[2]宋海洋.社会捐赠剩余的法律评析[j].法学，2003(3)：128.

土地储备制度法律机理探析论文

近些年来，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是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美国于18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伊利诺伊州成立后,青少年学者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青少年的失范行为进行研究，以下就是浅析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同时社会控制理论、心理分析理论(psychoanalysis)、以及差异交往理论(differentialassociationtheory)在犯罪行为的研究方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的《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对青少年犯罪情况进行了规定、阐释和研究。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指出：预防未成年犯罪应结合未成年人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心理矫治以预防犯罪的对策。

青少年犯罪动机的分析。

中国的青少年犯罪主要是指已年满十四周岁至未满二十五周岁的人触犯了刑事法律而应受到法律规定处罚的行为。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为未成年人，已满十八周岁的人为成年人。所以青少年犯罪既包括未成年人中的少年犯罪(已满十四周岁至未满十八周岁)，也包括成年人的青年犯罪(已满十八周岁至未满二十五周岁)。但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主要是办理已满十四周岁至不满十八周岁的少年刑事案件的法律和制度，其中包括立案、侦探、强制措施、检控、审理、判处刑罚、矫正与康复等。

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

参考书目&论文：

杨一凡、尤韶华《中国法制史考证》。

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

袁文兴《关于唐六典的几个争议问题》。

刘逖《试说《唐六典》的施行问题》。

王宏治《唐代行政法概论》。

李韬《中国古代有没有行政法》。

李治安《唐代执法三司初探》。

王宏治《唐代司法中的三司》。

刘后滨《唐代司法三司考析》。

石冬梅《唐代司法三司新论》。

张春海《也论唐代司法体系中的三司》。

学者在这一时期主要关注的问题有：

一、开皇律的渊源问题。

二、《唐六典》的行用问题。

三、唐代“三司”的讨论。

一、《开皇律》渊源问题。

学界对隋律研究不足，导致近代史学界、法学界产生了隋律“因北齐不袭北周”的偏颇论断，并忽略了隋律对唐律的作用。

1.主张“因北齐而不袭北周”

主要提出者是陈寅恪，他说：“隋受周禅，其刑律立与礼议、职官等皆不袭周而因齐，盖周律之矫揉造作，经历数十年天然淘汰矣。”意思就是说《开皇律》只继承了北齐律而没有继承北周律。

理由主要是见于《隋书刑法志》中的“高祖既受周禅......多采后齐之制”。

2.主张《开皇律》既承继了北齐律也沿袭了北周律，而“多采后齐之制”观点一：认为陈寅恪没有引述完整，“多采后齐之制”之前是“又置十恶之首”，所以并不是只参照了北齐律而制定了《开皇律》。

观点二：隋律并非丝毫没有参照北周律。其一，《旧唐书刑法志》载：“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改，以定律令，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这里清楚的指出了隋律的修订参照了北周律和北齐律。

观点三：《唐律疏议断狱律》云：“断狱之名起于魏，魏公李悝囚法，而出此篇。至北齐，与捕之律相合，更名捕断律，至后周复为断狱律，隋律以《断狱律》名篇，很显然是采用了北周律的篇名。

此外，《开皇律》不用《北齐律》的《禁卫》、《违制》、《婚户》，而沿用北周律的篇名《卫禁》、《职制》、《户婚》，也是一个承继北周律有利的证据。

观点三：从《开皇律》编撰人员代表人物有裴政，苏威等。尤其是裴政，在北周时期曾经人刑部大夫，参与制定了北周律，且其他参修隋律者，多为周室旧臣。

3.《开皇律》继承了北朝的立法传统《周大律》、《北齐律》则是《开皇律》的最直接历史渊源，正如《旧唐书刑法志》所载，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律令，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

隋律多采“后齐之制”《开皇律》对《北齐律》模仿度最高的莫过于“十恶”《隋书刑法志》载“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

首先，《北齐律》有重罪十条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周大律》亦做出了类似规定，正如《隋书刑法志》关于《周大律》的记载“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开皇律》的十恶之制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开皇律》与《北齐律》的不同仅在于《开皇律》有“不睦”而无“降罪”，《北齐律》有“降罪”而无“不睦”之罪。同时亦可看出《开皇律》与《周大律》也有密切的联系。

其次，从刑名的角度亦可窥见《开皇律》对《北齐律》和《周大律》的继承关系北齐律刑名有五等、死、流、耐、鞭、杖。《开皇律》刑名也有五等：死、流、徒、杖、笞两者的惩罚力度皆由重到轻。唯独《北齐律》有鞭无笞，《开皇律》有笞无鞭，死、流、杖、三刑同名，耐与徒名异而实同。《北齐律》规定的死刑有四等，s、枭、斩、绞、《开皇律》只取绞、斩两种。关于流刑《北齐律》的规定“未有道里之差”。《开皇律》规定如下：“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较之《北齐律》关于流刑的规定《开皇律》规定的则较为细致。此外，《开皇律》和《北周律》两律都对流刑做出了“有道里之差”的细致规定。可见《周大律》关于流刑的立法风格则被《开皇律》直接继承和发展。

最后，从刑典的编撰体例分析也能说明《开皇律》对《北齐律》和《周大律》的继承关系。

二、《唐六典》的行用问题。

学术界一些论文对《唐六典》行用做了考证。但只列举了《唐六典》被援引的证据，而这些证据与其结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援引《唐六典》并不能证明《唐六典》具有法律效力。

唐代除律、令、格、式之外经常援引故事，这些故事既有本朝也有前朝的。故事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援引《唐六典》到底是作为故事还是作为法律就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违反法律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违反故事则没有法律责任。

观点一：《唐六典》不曾颁行。

韩长耕《关于《大唐六典》行用问题》一问中提出了这个观点。

依据是在唐人文献中，记载了《唐六典》不曾颁行的史料。

后，刑法制定以后，必须达到这个标准才算是施行。唐代的韦述不能不受这一标准的影响,他所讲的行用，正是依据这个标准。他认为《唐六典》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所以称作没有行用，不管它的内容是否早在行用。

其二，见于《吕和叙文集》卷五，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唐六典》到唐宪宗元年和五年的时期仍然“郁而未用”，“未有明诏施行。”

需要指出的是，韩长耕的考证未曾颁用，却曾行用。

观点二：刘逖《试说《唐六典》的施行问题》。

他认为在《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论及《唐六典》的施行至少有三处。

《四库全书总书目提要》卷七九《史部职官类》《唐六典》列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韦述、吕温所持的否定说，一是程大昌所持的肯定说，而四库馆臣们所做的结论则是一种倾向韦述、吕温所持的半否定说。

观点三：安史之乱的影响。

袁兴在《关于《唐六典》的几个争议》问题》中提到了安史之乱的影响。应当说，安史之乱不只对《唐六典》的行用产生影响，对整个国家法律也影响很大。在此期间，所有公布施行的法律恐怕都未必能做到事事遵守，才制定不久的《唐六典》施行的情况自然会更加不好，这无疑是符合当时的实情的。韦述所说“亦不行用”和郑所说“未有明诏施行”之论，包含有因安史之乱而未能很好地施行的意思。

三、唐代“三司”的讨论。

1.“受事”与“推事”的关系。李治安在《唐代执法三司初探》中，认为由侍御史、给事中(属门下者)、中书舍人组成的“三司受事”与御史中丞、尚书刑部、大理寺卿组成的三司“按杂”(推事)是既有联系又有着区别的。

首先，“受事”仅作为皇帝的耳目喉舌接受最高上诉，实际上事属于非正式的司法机构。

而三司“杂按”(推事)则是奉诏推鞫国家大狱的。李治安同时考证出三司推事开始的时间是高宗龙朔三年。

王宏治在《唐代司法中的三司》一文中指出，三司受事是司法程序中位于尚书省与皇帝之间的受表机构，主要处置冤滞案件。这个机构属于一个常设机构，每天有人轮流值班，手里词讼。一般说来此三司不直接审人犯、断狱讼。

至于三司推事，是有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法司组成的。其开始作为专推制狱的机构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入《唐六典》)。

刘后滨在《唐代司法三司考析》中指出，三司受事中的三司是常设的受理上诉的制度。由给事中、中书舍人和御史组成的三司，其主要职能是巡查天下冤滞，上诉者经过尚书左右函申诉仍然不服的，允许他到三司上诉，三司机关必须受理上诉，并且巡查案情，进行重新判决，是除皇帝以外受理上诉的最高机关，除了上诉、监督之外，还有审判的职能。

2.大小三司的问题。

王宏治《唐代司法中的三司》认为唐初仅仅有一个三司，是由御史台、中书盛门下省组成的，故没有大小之分，仅称三司即可。武则天以后又有了三法司组成的三司，为了区别前者，人们才称之为“小三司”。“大三司使”与“小三司使”仅仅是因为“小三司”内部组成等级不同所产生的差别，过去人因为《唐会要》里面称刑部侍郎、御史中丞组成三司为“大三司使”，即推断御史台、中书盛门下省三司成为“小三司”。这实际上事一种误解。此处应为大三司。

需要指出的是，三司执法始终以皇权为中心，皇权，服务于皇权。尤其是三司“杂按”，直接受皇帝控制。就连三司分署行事,也必须先向皇帝“进状”，“救依然后断雪”，任何人不敢“自专”。皇帝的特赦、特诏可以压倒一切。同时三司执法还受宰相的严重干涉。屡次出现宰相支配三司、左右词讼的现象。这一切表明，唐代三司执法虽然是封建司法逐渐成熟的标志,但它依然是皇帝专制国家机器的隶属品。从本质看，它是绝不能与近代司法的三权分立同日而语的。唐以后的明清两代曾模拟唐的三司“杂按”，一长期实行刑部、都察院即御史台、大理夺三法司“朝审”重大狱案。由此可以看出唐代执法三司在我国司法史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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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储备制度法律机理探析论文

摘要：土地储备制度作为近些年从香港引进、当前大部分省市相继采用的土地资源运作制度，其相关法律机理的研究尚嫌薄弱。本文从土地储备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法律动因、土地储备制度运作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及土地收购、储备行为的法律性质等几个方面进行探析，以期对土地储备制度的基本法律机理有所揭示。

土地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载体，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1]然而，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土地具有稀缺性。所谓稀缺性，是指土地因其位置的固定性、面积的有限性而不可再生，不能为人类所无限度的利用的一种自然属性。土地的稀缺性是相对于人类无限之需求而言的。依西方经济学观点，一种资源的稀缺性乃是源于其不可再生性，如土地、淡水、矿物、石油、天然气等；而人类由于自身的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并且这种消耗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而呈上升之势。以我国为例，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耕地则以每年2.%的速度递减。[2]这样，土地资源自身的稀缺性与人类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之间就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客观上要求在土地上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秩序性规范――法律规范，一方面以之确定土地权利之归属和流转，另一方面，据以规制各种对土地资源进行破坏与浪费的非理性行为，以期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化开发与利用。土地储备法律规范正是这种社会客观需要催生之必然结果。

（二）国家对土地资源的宏观调控是土地储备法律制度产生的制度动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亚当.斯密语），为实现其自身利益之最大化倾力而为。同样地，由于市场主体利益的非一致性，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难以形成对整个社会有益的规模经济效应，相反，通常情况下都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不良后果。为了矫正私利主体的各种非理性行为，国家（作为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之统治体）必须运用其认为可行的统治方法予以规制。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世界各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制度。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如价格、利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的调节，一方面使社会需求总量与供给总量趋于平衡，另一方面则使社会的供给与需求结构达到平衡，从而令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土地储备制度产生极为重要的一个法律制度动因即是：顺应国家对土地资源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用制度的.法律化规制土地市场，使土地资源发挥尽可能大的效用。

（三）土地价值的可估算性及市场主体的逐利性是土地储备法律制度诞生的现实动因。

土地作为一种典型地不动产，总是固定在地球表面某一确定的经纬度上。与地理学上的土地概念不同，[3]法学上的土地是指能为人类所控制、利用并借以创造财富的陆地地表。随之科技的进步，现代人对土地的利用越来越走向集约化，土地的价值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相应的，人们对土地价值的评估和测算也日趋精密与完善。正是土地价值的这种可估算性及人们利用土地创造财富的逐利心理，推动着土地储备法律制度这一调整市场主体合理、有序利用土地的规范的产生。

二、土地储。

[1][2][3][4]。

土地储备制度法律机理探析论文

除婚姻法以外，包括继承法、收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母婴保健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等。

拓展阅读：婚姻家庭制度属性。

婚姻家庭关系是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以男女两性和亲属间的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件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关系具有双重属性,即社会性和自然性。

自然属性。

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是指婚姻家庭赖以形成的自然条件和婚姻家庭所包含的自然规律。它体现了生物学、生理学规律在人类婚姻家庭方面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和人类的性本能,构成婚姻中男女结合的生理学基础。

2、通过生育而实现种的繁衍，家庭中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网络的血缘关系和基因遗传，构成家庭的生物学上的特征。

社会属性。

婚姻家庭中的物质社会关系和思想社会关系,是同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适应的。

具体表现。

1、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变化,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人类自从脱离动物界以来,就以社会一员的身份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并且在这两种生产的过程中,发生了包括婚姻家庭在内的社会关系。同时,社会生产关系又决定着婚姻家庭形态。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从社会之初的杂乱性关系逐步递进至高级形态,最终产生了一夫一妻制家庭。

2、婚姻家庭关系受到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道德、文艺、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密切联系。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制度最集中地反映了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统治者必然通过法律来维护符合其阶级利益的婚姻家庭制度。道德、宗教和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也通过不同的途径对婚姻家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仰、传统或教育等力量,去判断是非、善恶,从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婚姻家庭关系。

本质。

只能决定于它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只是婚姻家庭的特点和前提条件。我们不能夸大自然属性对婚姻家庭的作用,也不能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列为同等地位。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是普遍存在于一切高等或较高等的动物之中的,而婚姻家庭却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社会属性是人类的根本属性,婚姻家庭关系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婚姻家庭的起源、性质及其发展变化,只能从社会制度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找到正确的答案。

完善医师法律制度的思考论文

「摘要」为了使国债的运行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国债的监管必不可少。而我国目前在国债的法律监管领域面临的诸多问题，更使加强国债监管在国债制度的完善中具有特殊的含义。本文通过逐步论述，说明如果能在《国债法》的总体框架下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加强监管的力度，将为国债监管的完善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国债国债监管「正文」。

随着现代国家逐步由税收国家向债务国家转化，国债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认识。国债不仅是政府筹集资金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更是个人投资者进行投资的较为安全、可靠的一种投资方式。但是，国债本身的一些弊端同样不可忽视：财政僵化与支出的排挤效应；公债的工具性格；公债隐蔽的权力性格。[1]由此，为了使国债的运行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国债的监管必不可少。而我国目前在国债的法律监管领域面临的诸多问题，更使加强国债监管在国债制度的完善中具有特殊的含义。

一、呼唤《国债法》。

导致国债市场监管机制缺乏统一规范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国债市场上缺乏一部专门的《国债法》加以调整。由此，发育中的国债市场呼唤一部专门的《国债法》，以作为财政监管的基本法之一。目前国债已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作为财政信用，它以国家为后盾，其来源具有可靠性，这决定了国债与其它债券的不同。而专门的《国债法》的出现将可以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在国债方面形成一个完整、配套的国家信用法律制度，从而对规范国债管理，加强国债的监管起到巨大作用。

二、呼唤统一的监管机制。

缺乏明确、统一、独立的政府管理部门，导致多头管理、多重管理以及规则不统一一直是国债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管理金融机构，证监会是对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进行监管的国务院直属单位，而财政部则是国债的发行机关，对于国债的发行和交易问题都要监管。[4]监管的职权不清使得国债发行流通中的许多方面出现重复监管，浪费了监管资源；另一方面，又在一些领域产生了监管真空，使得违法者有机可乘。更为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监管体制导致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5]干扰了国债市场的正常发展。

由此，对一个统一的监管机制需要及其迫切的表现了出来。应建立一个专门的国债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国债市场的参与人，无论是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机构投资人、个人投资者以及证券中介机构进行执法检查和监督。同时，剥离原属于中央人民银行、证监会的监管事务，取消中央和地方两级主管部门构成的双重监管体系，赋予国债监督管理委员会独立、完全的监管职权。如此，就可以通过地方政府退出国债市场的监管体系，来淡化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真正实现国债监督管理体制的全国性的统一。

三、呼唤有力度的国债监管。

政府监管和行业自身监管的力度都不足，使得市场的协调发展必然需要更为强大的力量补充。

政府监管的加强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来得以加强。而行业自身监管力度的加强则是更为急迫的任务。由于我国实行的国债监管仍然是政府监管为主，因此，只有加强行业的自律性监管，建立自己的监管部门，独立于业务部门，这样才能更直接地行使国债监管职责，对国债市场上发生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不妨借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关于依靠证券行业自律性监管的方法，这对中国国债市场以及整个证券市场都将有很大作用。当然，作为政府的证券监督机构还需要对自律性组织的设立严格审批，对其活动也要进行监督。

国债的监管问题涉及到了整个国债的运行过程，其监管机制可以说是一个极为广泛的体系。而能够在《国债法》的总体法律制度的规范下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加强监管的力度，将为监管的完善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在财政、监察、司法及社会力量等多方面的配合下，将为国债市场的监管创造出良好的环境，促进国债的健康发展。

「注释」。

1刘建文：《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2见前注1，第40页。

3蔺翠牌：《中国财政监督的法律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4陈丕：“市场经济呼唤〈国债法〉”

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报》2004年第10期。

5见前注4.6见前注4.7张琪：“国债监督方面的法律问题及对策”，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林琼华。

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

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施行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双重制度。当事人之间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既可以通过国家知识产权部门对权属进行认定，也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的权属争一议进行审判裁决。美术作品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目前关于美术作品知识产权即相关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纠纷逐渐增多，但是限于美术作品知识产权本身具有分离化的特点以及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价值，使得当事人之间通过诉讼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会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不利于美术作品知识产权及其权利人自身权益的及时保护。因此，充分构建我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美术作品纠纷的体系显得十分重要。

1、美术作品可仲裁性问题概述。

美术作品可仲裁性问题，基于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美术作品知识产权争一议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主要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否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争一议。第二个问题是美术作品知识产权中何种相关财产权与人身权可以用诉讼仲裁的方式予以保护。川从我国目前的主流学术观点来看，包括美术作品在内的知识产权等知识产权纠纷可以用仲裁的方式予以解决，并且现在司法实践当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已经在技术转让合同领域，创立了利用仲裁方式解决知识产权争一议的先河。而对于美术作品在内的知识产权纠纷，并无先例。因此，其可仲裁性讨论的着眼点应当落在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的归属、美术作品相关经济权利的纠纷以及美术作品署名权等相关人身权的侵权纠纷。

2、美术作品在我国可仲裁性的困惑。

虽然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在我国已经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但是在我国美术作品知识产权争一议真正地采取仲裁方式予以调整上，还存在着许多障碍。

首先，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双方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意愿普遍不强。美术作品知识本身具有可分离性的特点，即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与美术作品的原件所有权的分离，这与当今美术作品逐渐走向市场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美术作品一旦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或是因为美术作品所有人与著作权人之间关于发表权与作品修改权等争议矛盾较深，或是由于美术作品市场化所带来的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得当事人双方更愿意选择诉讼这一更为“强硬”的方式解决争一议。

其次，我国仲裁本身的“一裁终局”性的特点为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背后本身较为复杂的法律关系带来了风险。实践中，美术作品的法律关系一般分为三种。第一种关系为因美术作品创作者因自我创作而对于美术作品本身享有的著作权。第二种关系为因委托关系发生的美术作品创作人与美术作品委托人之间的著作权关系，该关系又由于双方是否有约定而不同。第三种关系为因单位职务创作而发生的著作权关系。在三种著作权关系当中，除第一种美术作品著作权关系之外，后两种美术作品著作权又存在著作权，发表权，出版权，展览权等各种权利。如果采取仲裁的方式，在仲裁的过程当中或者仲裁结束之后，随着证据的不断变化或者新的客观情况变化，对于案件的结果可能会发生决定性影响，而目前我国所采用的“一裁终局”的仲裁方式，使得实际纠纷过程中当事人承担着较大的`法律风险。

最后，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本身的专业性较强，目前仲裁机构缺乏可以有充分能力承办案件的仲裁员。对于美术作品的仲裁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背景，但是，根据我国的《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法律、经济贸易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对于包括美术作品在内的知识产权仲裁纠纷并未规定需要专业人士参与。对于美术作品而言，其市场价值评估，真伪鉴定等都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因此，我国目前对美术作品实现仲裁纠纷解决，在仲裁人员专业性上还存在较大的障碍。

3、我国构建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仲裁制度的思路。

关于包括美术作品在内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可仲裁性，西方部分国家已经构建了自己的制度，尤其是在美国，在其1993年所制定的《美国法典》第35章294节在承认专利权的可仲裁性的同时也促进了法院对于著作权，版权纠纷仲裁决定的承认。而在《纽约公约》当中也明确规定了包括著作权侵权纠纷在内的知识产权纠纷可以纳入到仲裁案件受理的范畴。当然，我国的仲裁法律制度的成熟性与美国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为我国的美术作品仲裁制度构建寻找出路，仍然需要结合我国目前仲裁制度的现状与发展，寻找自身的出路。

首先，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仲裁法》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上而言，应当为美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仲裁解决提供充分的法律支持。目前，包括美术作品在内的整个知识产权仲裁缺乏专门的法律体系，国家应当着手制定专门知识产权仲裁规则，包括管辖、仲裁程序以及仲裁的证据规则，并且针对美术作品的特点，分章制定关于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的举证规则。

其次，我国的《仲裁法》针对美术作品仲裁的专业性，应当进行较为细化的规定。包括美术作品在内的著作权仲裁，应当构建一支专业化与专职化的仲裁人员的队伍。其中应当将美术作品领域内的权威人员纳入到仲裁人员的专业队伍当中。

最后，应当充分发展我国知识产权仲裁制度与行政机关在美术作品商业化中相关纠纷解决的合作机制。美术作品的商业化运作有很多种。例如，将美术作品作为商品的装饰物或者作为商标的一部分。当遇到类似纠纷时，知识产权局、工商局等行政管理机关可以鼓励当事人采取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并且在双方采取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举证来源上提供便利。

美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解决将在米来为美术作品纠纷解决提供新思路及新方向，针对我国知识产权的仲裁解决机制尚不成熟的情况，除了法律体系的完善之外，在专业仲裁队伍的建设上及其与行政机关的联动上仍然具有完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