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报告的撰写需要有明确的目的和问题陈述，并采取科学的方法和分析技巧进行论证和结论的推导。调查报告的撰写过程中，可以借鉴一些成功的范例，以下是一些优秀调查报告的结论部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国民幸福指数(gnh)最早20世纪70年代是由不丹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
20xx年，“十二五”规划开局幸福成为地方两会热词。很多地方逐步呈现了“gdp减速，幸福提速”的趋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幸福指数”被置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也将会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为反映居民主观幸福程度，在调查问卷设计中，分别设计了基本情况和问卷部分的调查项目，包括身心健康、社会幸福(社会保障、社会环境)、经济收入、自我价值实现、家庭幸福和人际关系等多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幸福指数。为了使本次调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网上问卷调查，抽样对象为年龄在0-70周岁之间的常住居民，涵盖社会各年龄、各阶层、各行业。并且在中山市实地进行了社会实践，通过与社区群众的沟通，来了解当前社会中民众对于生活的满意度和自身的幸福感。在网上查阅了一些有关调查问卷及报告的信息，通过收集各方面信息并参考范例初步设计出了调查表，通过自己反复查看并参考别人意见，反复修改最终做出用于调查的问卷.最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调查人群及较为可行的实施方案，对具体的调查实施作出计划。自此，调查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1.调查时间：20xx年7月15日——20xx年8月31日。
2.调查对象：普通社区居民及及街道路人。
3.调查单位：中山市。
4.调查目的：通过了解当前居民的幸福感，加深对此社会问题的了解与重视，了解政府工作的成效。
5.调查方法：调查问卷，问询法，网上问卷。
6.内容概述：(1)被采访者所从事行业所对应经济收入多少。
(2)被采访者的身心健康状况。
(3)被采访者的居住环境。
(4)被采访者的家庭关系情况。
(5)被采访者对自身工资及生存现状感受如何(自身价值满意度)。
(6)被采访者对于影响自身幸福感因素排序。
四.数据统计：
调查表共制了60份，收回60份。网上问卷76份。
典型举例：
1.身份：公民。
性别：男。
工作：企业职员。
年龄段：31—45。
婚姻状况：已婚。
对目前收入满意度：比较不满意。
影响因素：收入比较低，与周围人关系欠佳。
2.身份：学生。
性别：女。
年龄段：18—30。
收入：0。
影响因素：家庭和睦、人际关系，社会环境比重。
3.身份：普通居民。
性别：男。
年龄段：45—60。
收入满意度：一般。
影响因素：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心态乐观。
经济收入和身心健康：
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不言而喻，是所有社会物质条件中对幸福感影响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古语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拥有健康的身体、积极乐观的心态是人们对幸福最根本的需求，自然对幸福感影响程度颇深，也就是说对于普通公众来讲，能够拥有稳定富裕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已然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了。
家庭和睦及社会环境：
居民的出行，还关系着他们的身心健康，例如，外出旅游，购物逛街等可以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从而幸福感也会比较高一点。
人际关系和自我价值实现：
说明良好的人际关系能缓解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增强自信心，居民在处理各方面的事情时，还可以在某些方面提供便利和一定的帮助，自然也就能提高社会幸福感。居民对自我价值实现充满信心或有较高预期，说明对未来是积极乐观的，保持一种愉悦的心情，乐观的心态，自身优势多，能力得到发挥，内心的满足感会增加，幸福感也会随之提高。
(1)健康的心理和身体以及家庭和睦直接影响着百姓的幸福感，心理和和身体越健康，越有机会接触新事物，越有能力和活力去创造新生活。家不仅仅是人们温馨的港湾，还是人们爱的发源地，和睦的家庭，家庭成员才有更充足的精力去为家庭拼搏，有更多的心情去进行家庭活动。因此，健康的心理和身体以及家庭和睦对居民的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地位。
(2)收入的高低也会直接影响百姓幸福指数，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烈。幸福感较低的居民，往往是那些收入不高或者是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的人群。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由于其物质生活和个人价值实现程度相对较高，则其幸福指数总体相对高一些。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也呈阶梯式增长，这就充分体现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性。
(3)不同年龄的人群其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差异。其中幸福感相对最低的人群主要是31—45年龄段的居民，此年龄段正面临子女教育、老人赡养、事业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生活、工作压力过大，且对自身的期望要求较高，导致身心疲惫，这是其幸福指数不高的最主要因素。而6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群幸福感，18-30岁之间的次之。
(4)女性的幸福指数略高于男性，大多数女性在家庭承担着主内的角色，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家庭，主要从家庭成员身上获得幸福感;而男性更关注收入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且社会压力较大。因此，女性对生活的满意度、积极情感的体验较男性强，故其幸福感要高于男性。
从幸福率看，超过74.70%被访者感觉生活比较幸福。
所谓幸福率，是指在一定数量的群众中表示幸福的群众所占的百分比，是用来测评群众幸福广度的一种方法，其单位是百分比。
幸福方程式：幸福指数=效用/欲望。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它分为五种层次，从下至上：第一个层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个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效用是从消费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是对欲望的满足。判断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可以从答案中得到，以得数1为分界岭。比1小就证明不幸福，等于1或者比1大就证明是幸福的。如果我们的欲望指数高，而在目前生活方式中得到的效用低，那得出来的幸福指数就是零点几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生活状态不好，让我们感觉不幸福，而不幸福的严重程度是根据数字来衡量的，数字越小就代表越不幸福，如果效用比欲望高，得出的得数就比1大，那就证明是个幸福的人。同理，幸福的指数也是根据得数来判断，数字越大就证明越幸福，即幸福感越高。即个体根据自己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常住居民中分别有11.76%和52.94%的居民表示生活的很幸福和比较幸福，35.29%的居民表示幸福程;七.存在的问题;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在确定幸福感时，想当然地设;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民众的生活品质和对生活;各级政府和，让幸福指数变成百姓幸福的办;对于幸福感中的生活满意度、价值实现感、需求满足感;八.改进建议;虽然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有所提高，但是物价的疯长、;35.29%的居民表示幸福程度一般，也就是说0%的居民认为自己不幸福。
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在确定幸福感时，想当然地设定一些和百姓幸福毫不相干的内容，将幸福感调查统计变成了数字游戏。有些官员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到处宣传炒作，作秀造势，搞华而不实的“幸福形象工程”，甚至民众还未评定，已提前将自己所在城市宣布为“幸福天堂”或“幸福百分百城市”等，这种到达了顶点的幸福指数评比带来的只能是官员的幸福，纸面上的幸福，对老百姓则毫无幸福可言。
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民众的生活品质和对生活的主观满意度。民众的幸福感归根结底不能靠官方数据“一锤定音”。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只能靠老百姓说了算。幸福在百姓的生活里，幸福在百姓的心里。
各级政府和，让幸福指数变成百姓幸福的办法就是将幸福指数工程真正变成为民工程、富民工程、惠民工程，以幸福指数作为测试百姓冷暖的温度计，设身处地地体察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求、所盼，经常想一想，在这些数字背后，还有多少群众看不起病，多少家庭买不起房，多少孩子上不了学，经常问一问，群众能否能用上干净水，吃到放心食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对群众的冷暖，感同身受，对民众的困难和问题，逐项解决落实，只有这样，才能让幸福从冷冰冰的数字变成充满温暖的切身体验。
对于幸福感中的生活满意度、价值实现感、需求满足感等主观的抽象的指标，决策者要以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准确反映百姓的实际感受，以此作为加紧完善政策措施、纠正偏离的基本依据。
虽然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有所提高，但是物价的疯长、工资的平稳态势也成为了大众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更多的社会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险制度，让市民“幼有所依，老有所养”。这样人民的幸福感增强了，政府才能得到更多的拥护。
这一次的社会实践活动，让我体会到个人力量的薄弱，团队合作才是一个有利于工作开展的形式。在这次活动中，我也有了机会更深入的与各个阶层的人进行交流和沟通，通过这一捷径我能够走进社会接触社会和了解社会。虽然说我们在大学里已经不再扮演新生这一角色，但是在社会这所大学里，我们脸上的稚嫩把我们彻底的出卖了。在这里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断学习的东西，在这里没有你做不成的事，只有你不去做的事。认认真真地学习，勤勤恳恳地做事才是生活的真谛!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昨(24)日，成都市民幸福感总体评价为82.15分，满意度较高，且较xx年提高了1.58分，较xx年提高了5.48分，连续两年实现持续提升。
通过调查，报告建议继续加大民生工程投入，提升市民幸福感。调查中，在问到对幸福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方面，68.88%的市民认为“家人健康”、47.70%认为是“子女教育”、47.13%认为是“医疗状况”、42.28%认为是“食品安全”、41.63%认为是“住房条件”、36.54%认为是“社会保障”、32.51%认为是“婚姻家庭”、31.69%认为是“家庭养老”、21.51%认为是“人身安全”、18.31%认为是“伪劣商品”。
“75后85前”幸福感最低。
xx年成都市女性市民幸福感总体评价为82.19分，略高于男性0.11分。从具体构成看，女性在生活信心、幸福感知、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四项幸福感满意度高于男性，而在生存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便利三项则低于男性。
年龄段的不同对幸福感知程度也不一样。其中，16—19岁的青少年幸福感评价，为83.63分;其次为50—59岁的老年人群，幸福感满意度为82.95分;再次为20—29岁和40—49岁年龄段人群，分别为82.60分和82.00分;而处于30—39岁的“75后85前”幸福感满意度最低，为81.23分。
记者注意到，“75后85前”群体在七个方面评价分都最低，特别是工作环境和幸福感知两项，分别为71.19分和77.47分，分别比分少了3.21分和4.32分。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幸福感。
从婚姻状况来看，未婚人士幸福感得分为82.46分，已婚人士幸福感为82.29分，丧偶人士幸福感为81.13分;离婚人士幸福感最低，仅为78.94分。从构成项目看，离婚人士在家庭环境和幸福感知方面满意度低，分别为79.39分和72.50分;而未婚人士在生活信心和家庭环境方面满意度较高，分别为87.24分和86.02分。
从职业来看，机关事业单位和教师群体幸福感，为85.32分;其次为离退休人员和个体经营户，幸福感分别为83.32分和83.05分;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一般职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幸福感依次为81.89分、81.80分和81.35分;待业、失业人员幸福感最低，仅为77.79分。
幸福感和学历高低关系不明显。
从学历方面看，小学群体的幸福感，为82.94分;其次为大专、大学群体，为82.59分;接下来依次为初中群体和中专、高中群体，分别为82.14分和81.48分;而硕士群体的幸福感最低，仅为79.90分。
其中，硕士群体在工作环境方面满意度较低为72.65分，在幸福感知方面满意度为74.49分。而小学群体尽管满意度较高，但在工作环境方面满意度最低，仅为67.67分。
收入与幸福感呈一定正相关。
按照500元的等距将收入分成九组，从调查结果看，收入在xx元以下的三组低收入群体幸福感较低，分别为80.37分、80.95分和80.15分;收入在—4000元的四组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分别为82.02分、83.35分、82.53分和82.82分;而收入在4000—4500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幸福感，分别为85.91分和86.54分。
不同收入群体在工作环境满意度差距较大，低收入群体满意度最低，仅为66.54分;而高收入群体满意度较高，达76.56分。
从区域看，一、二、三圈层的幸福感呈倒序排列，即三圈层幸福感，评价分数为83.74分，二圈层次之为81.6分，一圈层最低为81.16分。从七个一类指标看，生存环境、工作环境、社会环境是各圈层间的幸福感拉开距离的主要因素。
全市幸福感排前列的区(市)县为新津、崇州和龙泉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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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
1、离异居民幸福感最低。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居民选择"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为15.3%，其次是未婚居民，为14.9%，和丧偶居民，这一比例为11.7%，离异居民的比例最低，仅为5.4%。把"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合并来看，未婚居民倾向于幸福评价的比例为65.30%，已婚居民为77.40%，离异居民为53.10%，丧偶居民为61.70%。做负向评价的趋势与此相同，离异居民倾向于不幸福评价的比例最高，已婚居民最低。未婚、已婚、离异和丧偶各组居民平均幸福感分别为3.58、3.81、3.29和3.53。
2、有受教育子女成为幸福感正向影响。从有无子女受教育一项分析，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在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高于没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反向评价上结果一致，有受教育子女居民组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均低于无受教育子女组。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的幸福感平均值为3.78,没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的这一数值为3.69。
3、有自有住房居民幸福感高于租房居民。有自有住房居民组在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上的比例均高于租房居民组，比例分别为15.3%、13.7%和61.4%和47%；前一组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也低于后一组。有自有住房居民组的幸福感平均数为3.8,租房居民组为3.5。
4、家庭收入差别。把被调查居民分为月收入1000元以下组、1001—20xx元组、20xx—5000元组、5001—10000元组和10000元以上组，结果发现幸福感评价与家庭收入高低有线性关系，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各组幸福感平均值分别为3.40、3.62、3.78、3.89和3.95.各组在幸福感各选项上的选择比例与这一结果完全一致，家庭月收入越高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越高，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越低。
考虑到家庭人口的不同，进一步分析家庭人均收入发现，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的评价呈低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106.家庭收入低的居民幸福感的评价波动较大，随着收入增加表现为从低向高震荡变化，特别是人均20xx元以下变化复杂，之后的变化幅度减小逐渐平缓，达到一定高点后不再变化，甚至略微下降。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国民幸福指数(gnh)最早20世纪70年代是由不丹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
20xx年，“十二五”规划开局幸福成为地方两会热词。很多地方逐步呈现了“gdp减速，幸福提速”的趋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幸福指数”被置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也将会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为反映居民主观幸福程度，在调查问卷设计中，分别设计了基本情况和问卷部分的调查项目，包括身心健康、社会幸福(社会保障、社会环境)、经济收入、自我价值实现、家庭幸福和人际关系等多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幸福指数。为了使本次调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网上问卷调查，抽样对象为年龄在0-70周岁之间的常住居民，涵盖社会各年龄、各阶层、各行业。并且在中山市实地进行了社会实践，通过与社区群众的沟通，来了解当前社会中民众对于生活的满意度和自身的幸福感。在网上查阅了一些有关调查问卷及报告的信息，通过收集各方面信息并参考范例初步设计出了调查表，通过自己反复查看并参考别人意见，反复修改最终做出用于调查的问卷.最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调查人群及较为可行的实施方案，对具体的调查实施作出计划。自此，调查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1.调查时间：20xx年7月15日——20xx年8月31日。
2.调查对象：普通社区居民及及街道路人。
3.调查单位：中山市。
4.调查目的：通过了解当前居民的幸福感，加深对此社会问题的了解与重视，了解政府工作的成效。
5.调查方法：调查问卷，问询法，网上问卷。
6.内容概述：(1)被采访者所从事行业所对应经济收入多少。
(2)被采访者的身心健康状况。
(3)被采访者的居住环境。
(4)被采访者的家庭关系情况。
(5)被采访者对自身工资及生存现状感受如何(自身价值满意度)。
(6)被采访者对于影响自身幸福感因素排序。
四.数据统计：
调查表共制了60份，收回60份。网上问卷76份。
典型举例：
1.身份：公民。
性别：男。
工作：企业职员。
年龄段：31—45。
婚姻状况：已婚。
对目前收入满意度：比较不满意。
影响因素：收入比较低，与周围人关系欠佳。
2.身份：学生。
性别：女。
年龄段：18—30。
收入：0。
影响因素：家庭和睦、人际关系，社会环境比重。
3.身份：普通居民。
性别：男。
年龄段：45—60。
收入满意度：一般。
影响因素：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心态乐观。
经济收入和身心健康：
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不言而喻，是所有社会物质条件中对幸福感影响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古语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拥有健康的身体、积极乐观的心态是人们对幸福最根本的需求，自然对幸福感影响程度颇深，也就是说对于普通公众来讲，能够拥有稳定富裕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已然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了。
家庭和睦及社会环境：
居民的出行，还关系着他们的身心健康，例如，外出旅游，购物逛街等可以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从而幸福感也会比较高一点。
人际关系和自我价值实现：
说明良好的人际关系能缓解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增强自信心，居民在处理各方面的事情时，还可以在某些方面提供便利和一定的帮助，自然也就能提高社会幸福感。居民对自我价值实现充满信心或有较高预期，说明对未来是积极乐观的，保持一种愉悦的心情，乐观的心态，自身优势多，能力得到发挥，内心的满足感会增加，幸福感也会随之提高。
(1)健康的心理和身体以及家庭和睦直接影响着百姓的幸福感，心理和和身体越健康，越有机会接触新事物，越有能力和活力去创造新生活。家不仅仅是人们温馨的港湾，还是人们爱的发源地，和睦的家庭，家庭成员才有更充足的精力去为家庭拼搏，有更多的心情去进行家庭活动。因此，健康的心理和身体以及家庭和睦对居民的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地位。
(2)收入的高低也会直接影响百姓幸福指数，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烈。幸福感较低的居民，往往是那些收入不高或者是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的人群。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由于其物质生活和个人价值实现程度相对较高，则其幸福指数总体相对高一些。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也呈阶梯式增长，这就充分体现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性。
(3)不同年龄的人群其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差异。其中幸福感相对最低的人群主要是31—45年龄段的居民，此年龄段正面临子女教育、老人赡养、事业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生活、工作压力过大，且对自身的期望要求较高，导致身心疲惫，这是其幸福指数不高的最主要因素。而6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群幸福感，18-30岁之间的次之。
(4)女性的幸福指数略高于男性，大多数女性在家庭承担着主内的角色，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家庭，主要从家庭成员身上获得幸福感;而男性更关注收入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且社会压力较大。因此，女性对生活的满意度、积极情感的体验较男性强，故其幸福感要高于男性。
从幸福率看，超过74.70%被访者感觉生活比较幸福。
所谓幸福率，是指在一定数量的群众中表示幸福的群众所占的百分比，是用来测评群众幸福广度的一种方法，其单位是百分比。
幸福方程式：幸福指数=效用/欲望。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它分为五种层次，从下至上：第一个层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个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效用是从消费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是对欲望的满足。判断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可以从答案中得到，以得数1为分界岭。比1小就证明不幸福，等于1或者比1大就证明是幸福的。如果我们的欲望指数高，而在目前生活方式中得到的效用低，那得出来的幸福指数就是零点几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生活状态不好，让我们感觉不幸福，而不幸福的严重程度是根据数字来衡量的，数字越小就代表越不幸福，如果效用比欲望高，得出的得数就比1大，那就证明是个幸福的人。同理，幸福的指数也是根据得数来判断，数字越大就证明越幸福，即幸福感越高。即个体根据自己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常住居民中分别有11.76%和52.94%的居民表示生活的很幸福和比较幸福，35.29%的居民表示幸福程;七.存在的问题;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在确定幸福感时，想当然地设;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民众的生活品质和对生活;各级政府和，让幸福指数变成百姓幸福的办;对于幸福感中的生活满意度、价值实现感、需求满足感;八.改进建议;虽然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有所提高，但是物价的疯长、;35.29%的居民表示幸福程度一般，也就是说0%的居民认为自己不幸福。
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在确定幸福感时，想当然地设定一些和百姓幸福毫不相干的内容，将幸福感调查统计变成了数字游戏。有些官员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到处宣传炒作，作秀造势，搞华而不实的“幸福形象工程”，甚至民众还未评定，已提前将自己所在城市宣布为“幸福天堂”或“幸福百分百城市”等，这种到达了顶点的幸福指数评比带来的只能是官员的幸福，纸面上的幸福，对老百姓则毫无幸福可言。
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民众的生活品质和对生活的主观满意度。民众的幸福感归根结底不能靠官方数据“一锤定音”。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只能靠老百姓说了算。幸福在百姓的生活里，幸福在百姓的心里。
各级政府和，让幸福指数变成百姓幸福的办法就是将幸福指数工程真正变成为民工程、富民工程、惠民工程，以幸福指数作为测试百姓冷暖的温度计，设身处地地体察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求、所盼，经常想一想，在这些数字背后，还有多少群众看不起病，多少家庭买不起房，多少孩子上不了学，经常问一问，群众能否能用上干净水，吃到放心食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对群众的冷暖，感同身受，对民众的困难和问题，逐项解决落实，只有这样，才能让幸福从冷冰冰的数字变成充满温暖的切身体验。
对于幸福感中的生活满意度、价值实现感、需求满足感等主观的抽象的指标，决策者要以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准确反映百姓的实际感受，以此作为加紧完善政策措施、纠正偏离的基本依据。
虽然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有所提高，但是物价的疯长、工资的平稳态势也成为了大众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更多的社会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险制度，让市民“幼有所依，老有所养”。这样人民的幸福感增强了，政府才能得到更多的拥护。
这一次的社会实践活动，让我体会到个人力量的薄弱，团队合作才是一个有利于工作开展的形式。在这次活动中，我也有了机会更深入的与各个阶层的人进行交流和沟通，通过这一捷径我能够走进社会接触社会和了解社会。虽然说我们在大学里已经不再扮演新生这一角色，但是在社会这所大学里，我们脸上的稚嫩把我们彻底的出卖了。在这里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断学习的东西，在这里没有你做不成的事，只有你不去做的事。认认真真地学习，勤勤恳恳地做事才是生活的真谛!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幸福感调查，是从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居民健康、社会文明、生活环境入手，围绕居民在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就业状况、健康状况、社会状况、环境状况等方面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开展调查。
调查报告显示，70%的被访市民感觉幸福。在被调查的750人中，回答“很幸福”的比例为16.13%，回答“幸福”的比例，为53.87%;倾向于感觉不幸福的比例为30%，其中，8.53%的被访市民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
从调查结果来看，市民对幸福感构成因素的价值取向中，认可度高低依次是家庭和睦(81.7%)、身心健康(80.8%)、生活环境(65.5%)、社会保障(64%)以及经济收入(61.5%)、人际关系(57.1%)、理想职业(50.1%)等。
调查报告显示，有婚姻的居民71.93%感觉幸福，而未婚居民仅有59.83%感到幸福，离异居民有66.67%感到幸福，独居居民中仅有47.22%感觉幸福。这说明，完整的家庭对市民来说非常重要。
超高收入群体幸福感反倒最低。
从收入层次看，幸福感较高的人群，主要分布在月收入5001元~10000元之间，75.23%的市民感到幸福;位列第二的收入层次是20xx元以下，感到幸福的市民占73.77%;20xx元~5000元间及10000元以上市民感到幸福的分别有65.28%和64.71%，分列第三和最后一位。
可见，幸福感高低与收入有关，但不是决定因素。有较为丰厚且稳定收入的人群，更易感受到幸福。而超高收入群体，或许有更多收入之外的因素困扰，在本次调查中，幸福感反倒位列最后。
从文化程度看，学历越高幸福感越低。调查显示，高中以下和高中、中专学历人群的幸福感，分别为78.08%和67.01%;而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幸福感只有57.14%。这说明低学历人群比较安于现状，高学历人群有较强的危机感。
就职业看，离退休人员和学生的幸福感，分别为86.32%和85.71%;而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及商业服务人员幸福感较弱;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的幸福感居中，分别为64.71%、65.69%。
本次调查样本的男女比例为男性48.4%，女性51.6%。调查结果显示，两性的幸福感有一定差异，女性回答“很幸福”和“幸福”的比例均高于男性，而回答“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均低于男性。
数据显示，幸福感与年龄大小成正比，70岁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占94.6%;77.8%的46岁至69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感到幸福。
从区域看，岛内外市民的幸福感介于70%~80%之间，翔安区，为80.0%。总体而言，岛内外居民的幸福感差别不显著，一方面反映出近几年岛内外一体化建设快速推进，使得岛外发展迅速提升，岛内外居民的幸福感正在趋同，岛外居民的幸福感甚至略超过岛内居民;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的拥挤及生活成本，影响了岛内市民幸福感的进一步提升。
政协提案为“幸福厦门”支招。
本报讯连日来，在厦门两会中，“幸福厦门”建设备受委员们关注。民进厦门市委对“幸福厦门”建设的整体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提升“幸福厦门”建设水平的对策建议，并提出《“幸福厦门”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提案认为，厦门在打造“幸福城市”方面，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不过在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当前，厦门民生事业发展与百姓的期望值尚有一定的差距，社区服务与居民需求有较大差距，在社区调查中发现，当前物业公司、业委会、开发商之间的居民公共空间利用及利益分配矛盾纠纷问题日益突出，成为物业、社区居民甚至其他部门之间引发矛盾的焦点。随着厦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出现了一些环境问题。近几年，虽然厦门私家车的逐渐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个体的幸福指数，但他们也对越来越凸显的停车难、交通拥堵以及由此带来的交通事故不断上升等问题表示出强烈的担忧，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由于私家车普及而带来的幸福感提升。
提案建议，经济发展是“幸福厦门”建设的经济基础，在推进厦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必须以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为指导原则，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为此，厦门应以岛内外一体化和厦漳泉同城化为契机，合理调整经济产业结构。在推进“幸福厦门”建设过程中，厦门应当以打造公共财政体系，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增加对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生态环保、公共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投入，以更好地让厦门发展的成果为全市人民所共享。
提案提出建议，“幸福厦门”建设需要营造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培育良性的“社会心态”，这点离不开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建立健全政府信用体系，打造“诚信政府”，包括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加大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媒体舆论和公众对政府诚信的监督。同时，政府要组织有关机构建立非营利性的公共社会征信机构，强制工商行政管理、银行、保险、电力、电信、自来水、煤气等单位提供各自掌握的信息，建立社会基本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和发布机制。建立健全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体系，包括进行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文化教育及企业信用管理培训，以此来提高社会主体的守信意识和维权意识。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武汉市光谷地域已经成为文化、教育、经济等发展的中心，因此，人流量、车流量不断上升，给该区域内的交通造成较为严重的拥堵。尽管在鲁广建有较为庞大的环形交叉路口，但仍然缓解不了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究其主要因素在于周边的支路没有起到疏通交通的作用，我们仔细查看就不难发现，虽说驶出鲁广环形交叉路口的道路南北向有民族大道，东西向有珞瑜路和卓豹路，看似交通状况四通八达，但实质上还是承载不了巨大的车流量，仍然存在着交通拥堵的问题。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很容易发现，鲁广周边的支路建设实在是不可恭维，根本没有起到贯通整个交通网的作用。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只是我们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社会问题之一。解决好我市市区城市交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事情，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要我们的公共管理相关职能部门能够采取配套的措施，加强市区交通硬件和软件建设，提高我市市区交通的管理能力，就一定能够解决目前我市市区的交通拥堵问题。
幸福感调查报告
为此，我在中国特色主义的前沿阵地广东做了关于幸福感的调查。
“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是广东省“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核心。如何在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实现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如何使社会经济发展的考量从“血汗gdp”的数字标签到宜居“幸福指数”的人文标签的转型？如何将“幸福”的概念转化为民众切实感受的幸福生活？这些都将是未来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一、七成半人感到幸福，整体幸福感接近“比较幸福水平”。
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人中，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回答“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约占六成，为59.2%，两项相加为74.2%，也就是回答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有13.6%的人做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选择，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调查中从“不幸福”、“不太幸福”、“说不清”、“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分别计分为1—5，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平均幸福水平为3.74，标准差为0.912，也就是说整体平均分接近“比较幸福”水平。
二、从不同群体的幸福感来看。
女性比男性更感幸福。
本次调查样本的男女比例为男性52.9%，女性47.1%。调查结果显示，两性被调查者幸福感有一定差异，女性回答“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均高于男性，而回答“说不清”、“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均低于男性，经卡方检验，男性和女性之间幸福感的差异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男性的平均水平低于女性，为3.71低于总体平均水平的3.74，也低于女性的'3.78。
领导群体的幸福感最高。
统计分析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服务人员和不便分类的其它从业人员，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低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组，专业技术人员组，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组，商业服务人员组，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组和不便分类的其它从业人员组的平均幸福感得分为3.95、3.82、3.77、3.77、3.69、3.63和3.65。
三、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1、离异居民幸福感最低。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居民选择“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为15.3%，其次是未婚居民，为14.9%，和丧偶居民，这一比例为11.7%，离异居民的比例最低，仅为5.4%。把“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合并来看，未婚居民倾向于幸福评价的比例为65.30%，已婚居民为77.40%，离异居民为53.10%，丧偶居民为61.70%。做负向评价的趋势与此相同，离异居民倾向于不幸福评价的比例最高，已婚居民最低。未婚、已婚、离异和丧偶各组居民平均幸福感分别为3.58、3.81、3.29和3.53。
2、有受教育子女成为幸福感正向影响。从有无子女受教育一项分析，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在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高于没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反向评价上结果一致，有受教育子女居民组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均低于无受教育子女组。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的幸福感平均值为3.78，没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的这一数值为3.69。
3、有自有住房居民幸福感高于租房居民。有自有住房居民组在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上的比例均高于租房居民组，比例分别为15.3%、13.7%和61.4%和47%；前一组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也低于后一组。有自有住房居民组的幸福感平均数为3.8，租房居民组为3.5。
4、家庭收入差别。把被调查居民分为月收入1000元以下组、1001—元组、—5000元组、5001—10000元组和10000元以上组，结果发现幸福感评价与家庭收入高低有线性关系，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各组幸福感平均值分别为3.40、3.62、3.78、3.89和3.95。各组在幸福感各选项上的选择比例与这一结果完全一致，家庭月收入越高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越高，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越低。
考虑到家庭人口的不同，进一步分析家庭人均收入发现，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的评价呈低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106。家庭收入低的居民幸福感的评价波动较大，随着收入增加表现为从低向高震荡变化，特别是人均2000元以下变化复杂，之后的变化幅度减小逐渐平缓，达到一定高点后不再变化，甚至略微下降。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
本次调查发现广东省东、北、西部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基本上可以认为，幸福感的高低与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有关。
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美国人总体上要比新西兰人富裕，但并未觉得更幸福。更富的奥地利、法国、日本和德国人并不比巴西、哥伦比亚和菲律宾人更幸福。从1958年到1987年，日本的人均gdp增长了5倍，但日本人的幸福感却几乎没有增加。
这并非说经济发展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研究发现，富足国家的人们明显比那些贫穷国家的人们幸福。对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0000美元（1995年）的国家来说尤其明显。没有任何富足国家的人们的幸福平均值很低，但是那些富足国家中较高人均收入似乎并不对幸福值又太明显的影响。而在低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过渡阶段国家的人们对生活表现出较低的满意度。
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不断升高人们的幸福感。但是，幸福感是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社会的发展应该以社会均衡发展为目标，致力于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提高全民整体幸福感。
（二）民生与幸福感。
在较低经济收入阶段，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是有正相关的，在经济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这种相关程度就很低了，收入对幸福很少甚至没有影响。
布伦诺·s·弗雷等人的多国对比研究发现，幸福感与收入的相关为0.20；在较低的收入水平，收入的增加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幸福水平，但一旦年收入达到1.5万美元，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幸福感的影响变得相对较小。
本次调查发现家庭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为0.106，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收入虽然是一个可以用货币单位衡量的量化指标，但是，收入的高低却是一个需要对比才能获得的，而和谁去比却是因人而异的，由于每个人的这种个体差异性，同样的货币量化的收入却得到不同的收入高低感受，也就是说，个人或家庭收入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心理指标，而不应该看作是一个经济指标，相对收入是一个比收入绝对数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就成为影响相对收入，进而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处于合理范围，避免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提高社会幸福感的有效手段。
这些都说明，民生问题与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总结：从这次调查可以看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的不公平问题等等，如何正确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点。
幸福感调查报告
不丹――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据说是世界上心理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如果让他们长期居住在不丹，可能他们需要深思熟虑。原因是，在不丹，他们的知名度所带来的成就感，远远不如在中国香港。这就像很多中国年轻人虽然知道大城市压力大，但是依旧守候在北、上、广、深一样。
最新发布的20xx年度职业心理研究结果――《职场人士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在这些大城市的职场人士，65%的受访者还是表示总体上幸福，其中仅14%的受访者表示很幸福。而新人、男性、高管，是上述20xx职场报告中显示的，幸福感最弱的三大人群。
高管：职位越高，“幸福感”越低。
david是某民营大型化工企业的高管，在他人眼中，年薪不菲、家庭幸福的他应该很享受工作和生活。但是实际上，三十多岁的他明显感受到身体和精神状态大不如从前，除了感觉化工品本身对身体的伤害外，“每天三餐中除了早餐，几乎都是在陪客户的应酬中度过，大多数时候还必须得陪客户喝酒。”他表示，甚至有“逃离工作，回老家种种地什么的”想法。
尽管是公司里“说话算数”且薪酬最高的一群人，但是高层管理者的总体幸福感和生活幸福感均显着低于其他人群。
史厚今认为，究其原因，首先，高层管理者个人对心理健康的关心程度显着低于其他人群。心理健康的关注程度是与幸福感成正相关的重要影响因素，个人心理健康的关注度高，感受到的幸福度就高。
其次，高层管理者的自身工作生活质量和自我实现的要求常高于其他人群，也可以说，他们的“幸福敏感度”相对较低，一般的成功无法满足他们。同时，高层管理者往往是能力和意志力超群的人，他们往往觉得心理问题可以靠个人意志力解决，而不太愿意求助。
相比之下，虽然有人认为，单位的中层管理者心理状态最差，因为他们处在“夹心层”，工作内容繁多，但这次调查却发现，中层管理者在工作满意度的各维度上均评价较高――包括工作内容、工作回报、工作压力、工作氛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
心理咨询师梅t玮告诉记者：“中层的状态比较好，是因为中层接触下层的员工较多，更多的是作为领导者的身份进行指挥，而上级和下属都给予他们重视和认可。在职场上，这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持，能带来强大的成就感。而且，很多人到了中层，知道再往金字塔塔尖是不可能了，于是心态放平和，也能比较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
另一方面，职场的幸福感不一定只关乎薪酬或者职场权力，也关乎心理投入度和情感指数。“比如一些科学家，可能收入并不高，但是执着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会觉得很快乐、很幸福。”史厚今说。
男性：不会释怀不觉幸福。
20xx年年底，网络铺天盖地都在“晒账单”，很多网友感慨，在城市拼搏，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幸福？对于职场幸福感受，史厚今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生活和工作的满意度、心理投入度和情感指数。
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包括对居住环境、经济收入、业余生活、人际关系等方面，工作满意度，包括工作负荷、责任压力、工作胜任感、兴趣相关度、工作成就感、薪酬公平、工作氛围、学习和晋升机会、领导同事组织的认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
自从20xx年芝加哥商学院奚恺元教授在《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中提出以来，幸福指标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在加拿大公共就业与政府服务处联合卡列敦大学进行的70年纵向研究“幸福-高效的员工跨年研究”显示，职场的幸福感和员工的工作效率相关系数高达0.9。
事实上，幸福的感受与幸福的敏感性相关。本次调研就发现，女性的幸福感往往高于男性。梅t玮表示，通常女性的主观感受更敏感、更感性，但女性更关注个人和家庭方面的问题，也相对容易从一些小事中感到满足，如看电视、朋友聊天等，她们有更多的渠道去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也有更多的机会去体会细小的幸福，这些都有利于心理健康。
研究表明，有一个女性群体――有野心成为高管的女性，在努力实现目标的阶段，个人幸福感显着低于其他女性。梅t玮表示，进取精神是可以的，但在努力的过程中不妨放慢自己的节奏，提高自己生活幸福指数的敏感度，这样才不至于行进得太累。
在奚恺元教授看来，“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然而，即使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连续幸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990年的国民幸福指数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是20xx年却下降到6.60。20xx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调查也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
分析中国国民幸福感下降的原因，史厚今认为，在1995年左右，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幸福度提升，但是到了20xx年左右，虽然经济发展依然快速，但是贫富差距开始拉大，比较之下，人们对幸福的主观感受有了变化。
新人：焦虑降低“幸福感”
梅t玮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发现工龄1~3年的职场新人咨询工作适应问题、职场人际、工作压力的案例呈上升趋势。“这些新人进入社会，对新工作环境和自我的职业发展都有较高的期望，但期望的实现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磨合，这就形成了焦虑和压力，相应满意度就会较低。”
调查也显示，职场新人在工作氛围的满意度上显着低于其他人群，职场新人的心理投入度显着低于其他工龄的员工。不过即使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在选择一份新的工作的时候，不少公司“老新人”也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压力感。换了三次工作的李铭辉，仍然不满意自己所在的公司，每次到新的公司都觉得年资比他深的同事总是压着他，资深的同事们仿佛有自己的圈子，他很难融进去，其实，李铭辉之前的几次跳槽也有类似的人际问题。
调研显示，不同司龄(即在一家单位的工龄)的群体在工作内容、工作氛围及工作生活平衡三个维度上表现出显着差异，随着工龄增加，对工作内容和工作氛围的满意度先逐渐递增，经过一段时间(1~3年)的适应后才能越来越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3到5年之后，将是员工在公司里面感觉最好的时候。
然而在5~后，员工的满意度又开始递减。“因为这时工作往往会遇到瓶颈，或是厌倦的情绪。”史厚今说。
提高职场的幸福感，史厚今给出了四点建议：首先，不妨从简单的小事开始，创造更多体验成功和满足的机会;其次，为生活和工作创造更多新鲜和价值，经历挑战和新奇是幸福的重要元素，给工作生活增添更多价值、新目标和新鲜感是持久体验幸福感的好办法;重要的是，不要苛求完美，挑剔、唠叨、苛求完美就难以体验满足的感觉，没有满足感就离幸福感更远了;同时，要关注心理健康、身心健康的意识和生活方式是持久体验幸福的关键因素。
居民收入调查报告
自20xx年城乡一体化住户改革工作开展以来，根据该区被调查的8个调查点，78户居民数据显示，该区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057元，与云岩区、南明区并列全市第一，同比增长9.5%;农民人均期内现金收入5909元，同比增长17.8%，增速排位全市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
(一)调查点主要基本情况。
1、大山洞社区服务中心：本调查点为老区政府住房，现由于区政府搬迁，多数已经买卖，现住户多为就近的工厂工作人员或个体经营户及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由于靠近中心区域且为路边，个体经营收入较为乐观。
2、艳山红社区服务中心：本调查点70%以上的居民为七冶建设有限公司职工，住户多数已经退休，子女也进入七冶公司就职，工资收入较高，较少部分在外打工做生意。
3、鸡场社区居委会：本调查点为较新建商品住房，大多由贵阳轮胎厂、贵州铝厂、中铝贵州分公司、七冶建设公司、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外来打工人员购买，工资收入较稳定，但居住人员结构较为复杂，退休人员较少，个体户较多。
(二)家庭总收入基本情况。
上半年城市居民家庭总收入1257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6%，其中可支配收入12057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5%，占总收入95.9%。家庭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10054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占总收入80.0%;经营性收入870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8.5%，占总收入6.9%;财产性收入279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3%，占总收入2.2%;转移性收入1373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9%，占总收入10.9%。
(三)家庭支出基本情况。
上半年城市居民家庭总支出10042元，其中消费性支出8379元，占总支出的83.4%;财产性支出206元，占总支出的2.1%;转移性支出993元，占总支出的9.9%;社会保障支出464元，占总支出的4.6%。
(一)调查点基本情况。
1、沙文镇新寨村：本调查点位于沙文镇中心村镇，人均耕地面积1.5亩左右，主要栽种玉米、香葱，交通便利，由于征地拆迁影响，大多数居民将土地承包给外来人员栽种，自己收入土地承包金及部分收益，少数人员在临近的工厂打工或自营商店，收入相对稳定，且土地收益款较高。
2、牛场乡牛场村：本调查点位于白云区最偏远的乡镇，交通相对不方便，且人烟稀少，人均耕地面积0.5亩左右，主要栽种水稻、玉米、油菜等，少数人员为乡政府工作人员或外出打工，其余人员在就近企业打工或务农。
3、麦架镇下堰村：本调查点位于紧邻白云城区的麦架镇中心，由于大力发展房开建筑业、工业企业等原因，下堰村已经几乎没有农用土地，少数自留地只用于自己食用蔬菜的栽种，交通便利，居民主要为个体经商、企业就职、出租房屋和包建筑工程、物料运输等，收入较高。
(二)现金收入基本情况。
上半年农村居民期内现金收入5909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8%，其中工资性收入3143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0%，占总收入53.2%，家庭经营性现金收入1942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3%，占总收入32.9%，财产性收入52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6.8%，占总收入8.9%，转移性收入300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占总收入5.1%。
(三)家庭支出基本情况。
上半年农村居民期内现金支出6131元，其中生产费用支出93元，占总支出1.5%，生活消费支出5938元，占总支出96.9%，转移性支出100元，占总支出1.6%。
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支主要特点。
(一)个体经营成为城镇收入新亮点。被调查的30户住户中，住户共计87人，其中就业人口数49人，无就业人口2人，退休人员7人。其中5人为批发零售、仓储运输、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自营人员，自负盈亏，收入普遍较高，成为该区城镇收入的新亮点。
(二)物品丰富，食品支出持续增长，但较上季度有所回落。交通便捷，又逢瓜果蔬菜成熟的季节，食品丰富，活跃消费，上半年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共计2688元，占总支出的32.1%，但较上季度的35.3%有所回落，主要原因是由于春节等重大节日消费对全年整体影响缩小。
(三)学校开学、假期集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高涨。上半年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共计1786元，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消费支出的21.3%，一方面城镇居民越来越注重孩子的教育培养，且城镇居民学龄儿童配套教育设施完善，另一方面短途自驾旅行、家庭娱乐设备购置也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各大工业园区、高新园区入驻，农村居民就业良好，工资性收入增长迅速。上半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3143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0%，就业形势良好，工资待遇增高。
(二)自有住房较多，出租房屋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又一新来源。由于地处乡、镇，土地丰裕，农村居民修葺自有住房，多用于出租或自营，收入稳定，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又一新亮点。
(三)食品价格平稳，食品消费活跃。上半年我区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1783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0.9%，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30.0%，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支出结构明显优化。
(四)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有所增长，但有待提高。上半年该区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56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5%，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9.5%。由于国家相关政策减免农村居民适龄儿童学杂费，且配套教育场所不如城区完善，居民娱乐设施、场所不如城区繁华，对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影响较大。
(五)城市化的进程，带动交通事业发展，农村居民交通工具拥有量大幅提升。被调查的沙文镇新寨村及麦架镇下堰村地处二环四路城市带，交通日渐方便，更由于征地拆迁，农村居民拥有大量拆迁补偿款，用于购置货物运输、家庭使用的车辆比比皆是，既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提高了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的支出，占生活消费性支出的`29.6%。
(一)调查帐页仍然存在漏填、漏记。帐页仍然存在漏填漏记情况，特别是期初手存现金、期末手存现金、家庭成员在外用餐次数等指标，指标的漏填将会导致汇总数据中居民手存现金和居民生活支出中食品消费支出与实际生活情况有所偏差，影响汇总结果。
(二)帐页编码存在错误。城镇和农村居民打工工资编码有所不同，由于城镇居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故城镇居民打工工资应编码自由职业劳动所得，而农村居民打工工资应编码其他劳动所得，编码不当会导致汇总数据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非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非收入所得、借贷性所得六个分项指标数据相应的此减彼长，影响统计监测。
(三)生产费用支出和生活费用支出混淆不清。根据调查制度，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所调查的为调查点生活现金和实物收支记账，由于居民居住、出行等方面存在生产与生活共同存在的情况，不易分清，若帐页数据混淆将违反调查制度，对最终数据的汇总评估产生影响。
(一)加大培训力度，争取省、市专家指导，为调查夯实基础。继续加大对辅助调查员的培训，争取省、市领导莅临指导，制订月度入户情况统计表，通过加大入户次数，更好的与调查户沟通，夯实调查基础。
(二)选取有代表性的调查点，适时开展督查。根据工作需要选取有代表性的调查点，抽样督查，到现场了解辅助调查员工作情况及调查户的配合程度和业务知识的了解程度，为调查工作夯实业务基础。
(三)加大学习力度，实时掌握程序汇总变化进程。加大与省、市调查队的联系和沟通，掌握程序更新、权数变更等第一手消息，并学习程序汇总相关知识，做好数据分析比对，保证数据衔接合理。
居民收入调查报告
摘要：消费者对于通胀的厌恶，对于gdp的冷漠，以及对于投资的担忧，与企业界的态度差别很大。通过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率和gdp同比增长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gdp的比例与名义gdp同比增长率、住户可支配收入占名义gdp的比例和名义gdp增长率、储蓄存款通胀损失调整后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与gdp实际增长率的比较分析，认为持续的高增长可能带来通胀的上升，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引起公众情绪和对宏观政策的负面评价，进而导致宏观政策调整滞后于经济信号。而逆周期只是在短期波动剧烈的时候才存在，如果低增长、低通胀持续一段时间，居民收入增长率也会降下来。所以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居民收入仍然是顺周期的。
关键词：居民收入逆周期;高增长导致低通胀;反通胀。
近两年在较高通货膨胀的宏观背景下，消费者对于通胀的厌恶，对于gdp的冷漠，以及对于投资的担忧，与企业界的态度差别很大。这一态度差异具有国民收入统计方面的依据。从收入分配看，居民收入逆周期，企业利润份额顺周期。即持续一段时间的高增长可能带来通胀的上升，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引起公众的情绪和对宏观政策的负面评价，进而导致宏观政策调整滞后于经济信号。然而逆周期只是在短期波动剧烈的时候才存在，如果低增长低通胀持续一段时间，居民收入增长率也会降下来。所以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居民收入仍然是顺周期的。
从图1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同比增长率和gdp的同比增长率在以来显著反向变化。由于gdp和居民收入调查的口径差别，这两个指标本身不是在包含的意义上严格对应的。例如，居民收入包括股票交易损益，而gdp则不包括此类财产价格变化的结果。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率很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股市大涨。除了这种定义上的差别之外，统计中存在这样那样的误差，特别是高收入家庭的调查收入倾向于偏低，会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可比性。不过误差的比例在短期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增长率的变化就不受影响。当然这一点也不是很可靠的，还是应当尽可能从其他数据中进一步确定。
图2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名义gdp的比例与名义gdp的增长率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简单说就是利润份额是顺周期的。这里考虑名义gdp，包含了通胀率顺周期的情况。在不考虑滞后等细节的时候，说到一个变量顺周期可以理解为与真实gdp正相关，也可以理解为与名义gdp正相关。名义的劳动收入、利润和财政收入都是顺周期的，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利润份额顺周期有更强的意思。财政收入份额也是顺周期的，只有劳动份额是逆周期的。再分配中的变化对这样的周期性没有大的影响。
利润份额顺周期的情况在其他经济中也存在。由于给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和一般的工资粘性，以及借贷利率的事先决定，企业利润对于经济景气的弹性一般来说都比较大。中国的情况更进一步加强了利润的弹性。一是很大的国有部门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就业和工资对于短期经济景气的反应很差，再是利率显著缺乏弹性。后者在企业负债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影响更大。
不过，居民收入份额与名义gdp的短期反向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反向变化。后者比前者更强。从前者到后者，需要几个有关的弹性达到一定的量值。这包括通胀率对gdp增长或缺口的弹性，利润和劳动收入对于名义gdp的弹性以及再分配中的一些情况。主要参考工业利润和名义gdp的关系，再考虑通胀率对gdp的弹性，可以认为图1中的情况是可能的。
但是考虑到通胀的滞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与gdp的同期反向变化关系仍然难以成立。在需求扩张引起高增长的早期，通胀还没有起来，居民收入份额虽然下降，但绝对的增长率仍然上升，这导致了真实收入增长率上升。在晚些时候，cpi通胀率上升，居民真实收入增长率才开始下降。所以应当存在一个滞后的负相关关系。这里，cpi通胀率特别是食品通胀率的变化，与更多的变量有关，难说有一个确定的滞后时间，在一些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同期负相关的结果。
最近几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这早晚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否会影响到利润和劳动收入的份额并不很确定。从其他同类型经济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的过程确实伴随着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这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变化趋势，在短期内难以产生很显著的影响以至达到使居民收入和gdp增长率反向变化的结果。最近两年的情况，可能仍然是以周期性变化的影响为主，但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趋势可能已经发生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二、通胀对金融资产本金的影响。
在简单的收入会计方法中，金融资产收益的计算可能产生歪曲。将表面收益计为金融资产的收益，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对于本金的损失没有考虑。在1988年和1994年两次高通胀中，居民金融资产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没有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过去10年的通胀率平均水平显著低于早先，但是居民金融资产与收入的比例显著上升了。1987年，年末居民储蓄为当年gdp的25.5%，到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77.2%。所以，尽管2011年的5.4%的cpi通胀率大幅度低于1988年的18.8%，储蓄存款因通胀导致的损失相对于收入水平却是接近的。在金融资产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居民对通胀越来越敏感。
图4显示了一个很简单的`估计结果。首先根据城乡人口和住户调查的人均收入计算居民总收入，其中城镇为可支配收入，农村为纯收入。这样计算的总量是有一定误差的。不仅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口径上不完全可比，而且推算中城乡人口数也存在问题，还有城乡收入的可加性也不尽然(考虑购买力评价问题)。限于数据问题，这里只考虑了居民的储蓄存款，用上年末的储蓄存款和当年的cpi通货膨胀率计算储蓄存款的本金损失，按当年价格计算。这里只考虑本金的损益，因为利息收入已经计算了。最后再将这一项从前面计算的居民总收入中减掉，对结果按cpi做调整。如此估计肯定有多方面的漏洞，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不过在通胀率变化很大的年份，存款损益的变化很大，各种误差会相对变小。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跨度很大的对比误差比较大，近年来居民金融资产多样化，储蓄存款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
居民生活调查报告
xx省xx县xx镇曾经是xx县城所在地，地跨一江两河，是三峡库区的移民大镇。在三峡工程建设中，xx镇顺利完成了公路复建和集镇建设搬迁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一、二、三期移民搬迁清库以及库区地灾治理等项目工程，确保了三峡工程按期蓄水发电通航和库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受到了国务院三建委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可是，因历史、社会和自然等多种原因留下的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城镇贫困居民生活困难、失地农民发展艰难等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一)县城东迁和移民搬迁过程中原老县城和香溪集镇剩下的居民困难突出。其主要特点是：
3、家庭负担过重。多数贫困居民家庭负担最重的是子女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负担各不相同。其次是房租费，40的贫困居民没有自己的房屋，每月要30-120元不等的房租费开支。家庭经济承受力及其脆弱，最担心家中有人染上疾病。
4、多数家庭住房困难。据调查，现有贫困居民只有25左右的家庭建了房，并且100的负债，大都在3-6万元。没建房的家庭只得靠租房或是搭临时简易房居住，还有一部分贫困居民则居住在老县城175米线上经过政府出钱改造的残值房中。
(三)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发展值得关心。1997年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以来，每年都有100多乃至几百人盲目无序的流向社会。这些人的户口很少迁往农村，一般都是找人托亲挂靠在县、镇不同单位。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居民，更不是干部职工。什么就业再就业、惠农、社会保障等优惠政策都沾不到边，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几乎成了社会的盲点，发展十分困难。
复杂的原因造成了这部分人群生活艰辛，发展困难，若长此下去，将会影响社会稳定，不利构建和谐社会。突出表现有四：
(一)影响社会稳定。多数贫困居民和失地农民家庭子女因经济条件差只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初中未读完即流向社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在这部分家庭中，少数子女生活堕落，抽烟酗酒，打牌赌博，打架斗殴，偷盗抢劫，犯罪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影响家庭稳定。在贫困居民和失地农民中，离婚的多，出走的多，留守的多，孤居的多。不少家庭主妇忍耐不住贫寒，不得不抛开朝夕相伴的丈夫和老人小孩离家出走，谋求新的生活出路。贫困限制了子女读书就业和今后的发展，造成贫困居民和失地农民家庭生活状况的恶性循环。
(三)是影响政府形象。上述人群总认为他们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付出了牺牲、做出了奉献。政府亏待了他们，造成目前状况的根源在政府。因而，他们埋怨政府，怀疑党的政策，思想消极，牢骚满腹。
造成上属人员生活贫困和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是5个方面：
(一)政策原因。
一是国家在出台政策时，考虑农村移民的多，考虑城镇居民的少，农村居民可以外迁，而城镇居民不能，农村居民搬迁有房屋补偿费、生产安置费、基础设施费、外迁补助费、过渡期生活补助费、搬迁费等各种补助费用，而城镇居民搬迁则只有房屋补偿和253元/人的搬迁费。城镇贫困居民与中央的各项惠农政策不沾边，库区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又享受不到，各级的重视程度又不能与大中城市相比，各项政策对城镇贫困居民来说显得有些不公平。
二是政策不配套。对于在改革和发展中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人群缺乏配套的政策管理和跟踪的社会服务，使得他们成了党恩惠顾的盲区。
三是政策滞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改革与发展、发展与稳定、建设与吃饭统筹协调不够，一些领域的政策适应不了日益变化、多元发展、社会转型的具体社会活动。
(二)社会原因。就老香溪和老县城而言，蓄水前，老香溪是长江中上游的一个重要港口，非常繁荣，居住在老香溪的居民随便开个小店、或是出租房屋、或是做点其他事情每月都有不少收入;居住在老县城的居民，条件更是优越，生活的门路宽广，勤快一点，每天就有几十上百元的收入。蓄水后，留下来的居民无论是居住的小环境，还是生存的大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原有的经济格局被打破，失去了过去的生活来源。占地移民失去了生产资料，打破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格局，一时适应不了新的形势，加之仅有的补偿资金用于建房，没有发展空间。同时，大坝蓄水、县城东迁失去了往日的商贸优势，资源匮乏，企业破产重组，库区产业空心化，就地就业的门路极其狭窄，导致生活与发展十分困难。
(四)自身原因。历史的原因，导致绝大多数贫困居民很少走出去，视野不开阔。移民搬迁后，限于各方面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也很难走出去，生活圈子变得越来越小，生活的路子越走越窄。经过几次移民搬迁，有钱有能力和有门路的或是因特殊关系都搬到茅坪去了。留下来的多是一些老弱病残、少文化、缺技术、无出路的人，缺少发家致富的先决条件，只得依靠周边环境或是他人过生活。蓄水后周边环境发生了变化，先前的优越环境不存在了，再也没有多少好事可干，他们变得无所适从。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力，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社会和谐。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从长远来谋划，努力消除不和谐因素。因此，就着力解决好弱势群体的生活及生产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提以下5点建议：
(一)加强政策研究，深化社会管理。争取政策支持，加大和完善城镇居民、失地农民以及为改革和建设付出了代价的扶持力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建立长效机制，从长远上解决根本问题。加强和细化社会管理，提高社会服务功能，科学有效的归属人口管理、户籍管理、社区管理和政策管理，使社会的每一阶层，每一群体，每一角落都享受到党的春风和阳光。
(二)加快发展地方经济，吸纳城镇贫困居民和失地农民就业。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地方弱势群体的生活出路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xx县抢抓三峡工程建设机遇，已逐步迈向工业新县、旅游名县、物流大县的行列，每年可提供就业岗位都在不断增加。各级政府要有意识的通过合法程序，吸引城镇居民、失地农民或零就业家庭成员及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从更本上解决问题。
(三)提高城镇低保标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归州作为老县城所在地，情况特殊，历史遗留问题较多，贫困居民在库区移民搬迁中做出了牺牲，县级人民政府在出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时，可适当考虑归州的特殊情况，在政策上给予适度倾斜，真正保证这部分贫困居民，尤其是绝对贫困居民能够吃得上饭、吃得饱饭。创新机制，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人们参与社会保险，以解决个人和社会的后顾之忧。
(四)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坚定他们的生活信心。人生最宝贵的是对生活持积极健康乐观的态度，从精神上战胜困难。对于库区城镇建设搬迁后留下和新出现的贫困群体，要帮助他们摆脱贫困,首先要从精神上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让他们认识到自身价值的存在，认识到自己不是生活的多余人,要看到生活的希望，树立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五)强化居民技能培训，鼓励外出务工创业。在打工经济已发展成为农(居)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的情况下，各级政府要研究具体措施，为他们打工构建信息传递、技术培训、维权保障等机制。社区居委会要逐一对贫困居民家庭进行解剖分析，建立贫困居民外出务工就业信息档案，派出专人走出去联系劳动就业单位，签订就业合同，帮助他们融入经济社会的大潮。
幸福感的调查报告
幸福指数是人们幸福感的度量值，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目前西方很多国家纷纷研究并计划设立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指标，使它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主观幸福感，是个人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是反映某一社会中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学参数。大学作为大社会中的一个小社会，对于其成员——大学生的幸福感，理应给予关注和重视。特别是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学习、就业、家庭、婚恋、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压力，对幸福的追求历程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为了解当代大学生的幸福状况，提高大学生追求幸福的品质和能力，帮助大学生实现对幸福生活的建构。我们五人小组从性别、年级以及整体三方面入手，展开了系列调查。并基于调查，提出增强当代大学生幸福感的一些建议。
1.调查目的：：通过调查大学生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研究影响他们幸福感的因素，提出科学的教育对策，使大学生对幸福有更深远的解读，从而帮助他们最大程度地获得幸福。这对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幸福观，提高幸福感水平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2.调查对象：本校大学学生，其中低（一、二）年级20人，高（三、四）年级20人，男生20人，女生20人。
3.调查内容：个人基本资料包含年级、性别等，其它情况如健康状况、人际关系、性格、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总体感觉等自我评定以及对幸福生活的理解，主观幸福感状况，对目前状态是否满意、生活中最不理想的因素等等。
4调查方式：问卷调查。问卷均采用选择题形式，分为单选和多选。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40份，实际回收的有效问卷40份。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汇总并获取了所有有效被调查的学生基本资料，如性别、年级等。
由于时间匆忙和实践经验不足，我组成员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经过讨论，确定了问卷试题。并对四十名大学生（其中每年级10人）进行问卷调查，因为人数较少，对于所得数据也许会有所偏差。预先估计，当代大学生的幸福感尚可，而造成部幸福的主要因素主要来源于就业压力和学习中的困难。调查后，又经小组成员共同统计，得出结论。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对家庭生活感到非常满意的占70%,感到一般的占15%,不满意的占15%.上述数据表明有70%的大学生对自己的家庭状态总体上持满意或肯定的态度，而有30%的大学生对自己的家庭的满意程度处于中等偏下的态度。
对大学所选专业及以后就业预想32.5%的人表示对自己专业满意，而17.5%的大学生则处于茫然状态，40%的人则认为专业不满意对未来就业表示堪忧。这说明为数众多的大学生觉得自己的专业不满意并且对未来的发展抱有悲观色彩。
对生活中不幸福的因素，学习压力、就业压力、家庭关系、生活成就、人际关系、经济状态、精神空虚、现实理想差距、没有恋爱、没有参加团体活动（可多选）分别占75%、85%、35%、70%、23.2%、17.5%、35%、67.5%、2.5%、10%、13%,从中可以看出，影响大学生幸福指数的因素中，就业压力首当其冲，其次是学习压力，再者生活品质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对于追求幸福做过的努力（可多选），80%的学生表示乐于关心他人，75%的学生觉得自己在努力学习，45%的学生勤于交友，获得幸福。只有12.5%的学生表示通过参加志愿者让自己获得幸福。
对现在大学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27.5%的人认为忙碌而充实，60%的人认为普通平淡，7.5%的人觉得不满意，与理想之间有一定差距。这间接证明了大部分大学生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并不很满意。因此加强大学的教育体系以及改善大学活动安排是必要的措施。
不开心时解决不幸福能力，40%擅长解决，15%不擅长解决，而45%的大学生不知道是否具备此能力。这些数据很鲜明地反映了我们广大的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缺乏处理引起自己不幸福的问题的能力。
对于觉得幸福的人该具备的特点（可多选），97.5%的人选择了乐观开朗的心态和和谐的人际关系，87.5%的人认为幸福的人应该努力奋斗，72.5%的人则选择了能做自己喜欢的事。由此看出，普遍大学生都认为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是获得幸福的关键，但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而大多数的人也都认为只有乐观的心态是不够的，需要后天的努力来实现幸福。
对目前的幸福感打分，0%的大学生打100分，12.5%的大学生打80~99分，67.5%的大学生打60~80分，17.5%的大学生打30~60分，0%的大学生低于30分。
注：此结果真实有效，且从整体来看，与预测状况基本符合。
综上所述，大部分大学生都感觉自己的生活还算幸福。而让大学生对自己感受的不幸福进行归因时，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归因风格：一种是将自己的不幸福主要归因于外部因素，如就业压力大，学习压力大，运气不好，社会竞争激烈，课余生活单调等；另一种是将自己的不幸福归因于内部因素，如人际关系太差，主观努力不够，缺乏明确的追求目标，精神空虚等等。在内因与外因之间，大多数大学生都把导致自己不幸福的内因排列在最前面，这反映了大学生对于幸福认知的一致性，同时也说明个人努力、明确的生活目的感，对精神世界的明确的理解、预测和内部的控制对于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性。
1.快乐感对生活质量高低的影响是不容质疑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快乐，生活充满乐趣。然而，面对同样状况，不同的大学生的快乐感程度却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自身的心态以及自己追求决定的。比如有的大学生觉得毕业后前程似锦，有的大学生觉得可以养活自己，而其他人抱有消极心态。由此可见，一个天性乐观豁达、凡事易于满足、能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的困难和未来的人相较于具有悲观的心态的人的幸福感要强。一个人的性格特质是个人所特有的内在心理特征，是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原因，也是影响一个人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原因。从问卷调查他们对幸福进行的主观定义中，我们进行总结认为人格因素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成分。
2.就业压力对幸福的影响。就业是民生之本。面对越来越强的就业竞争，大学生们似乎显得无可奈何。寒窗十几载，好不容易挤进大学的校门，如今就要走向社会，面对父母的期望，面对自己的理想，却不知道路在何方。由于竞争激烈、就业矛盾突出，不少高校毕业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有一部分毕业生在新的就业体制和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心理准备不足，在就业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心理偏差，有的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这些心理偏差反过来又影响了他们的就业。不幸福感的产生也因此而生。
就业压力一方面来自社会，一方面也来自大学生错误的就业观。高校教育者应通过就业指导和心理指导，转变大学生错误的就业观念，使大学生认清形势，认识自我，平衡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和谐的心理状态，从心理上减轻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进而减少就业压力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
3.重要的生活事件会引起幸福感的变化。对于大学生来说，尤其是大学和家庭生活的事件影响了他们对幸福的看法和感悟。如当大学生遭遇挂科，失恋等负性生活事件时，可能会产生抑郁、悲观、无助等消极情绪，导致幸福感降低。但个体的幸福感一般不会长期下降。同时由于一些正性生活事件得到大家的认可，生活中有成就等又会使幸福感提高，最终其幸福感会稳定在某一水平上。
4.生活目标。调查表明，无论男大学生还是女大学生都把生活目标作为影响自己幸福观的因素。并且在对自身的不幸福归因时，认为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是导致他们不幸福的原因之一。没有了目标，大学生会整天精神空虚，无所事事。而降低他们的自信心，影响对自身的判断，使自己对生活更加迷茫，从而带来循环效应，加剧了大学生的烦恼和负担，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5.金钱、享受对幸福的影响。不可否认，金钱和物质财富是个人幸福实现的物质基础，也是培养正确幸福观的物质前提。一个生活在物质匮乏社会中的人，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每天四处奔波、居无定所，他不可能会体会到人生的幸福，对他而言生活就是痛苦的感觉，幸福是可望不可即的。但是，物质财富应在幸福生活中占多大比重？性别比较发现，男生比女生更注重金钱在幸福中的作用，这与男女生未来的社会角色有一定关系。调查中，只有17.5%的人为自己的经济状况烦恼。应该说他们在物质生活上是丰富的幸福的，然而，我认为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大学生在此方面的关注度应该会增加。
如今的大学生现在所持幸福观点中容易把吃喝玩乐、挥霍金钱与幸福混为一谈，幸福价值观偏颇。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幸福观的主流是积极的，是适应和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和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要对正处于人生观形成和发展时期的大学生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无不忧虑地看到，大学生群体在幸福价值取向上存在精神滑坡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似有抬头倾向。在什么是幸福的问题上，相当一部分同学认为幸福就是吃喝玩乐，幸福就是为所欲为、挥霍金钱，甚至有人痴迷那种"不修今生求来世"的错误观点，对身体和物欲的满足成为学生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这些观点否认了幸福要靠脚踏实地的劳动和创造来获取、追求幸福的过程就是努力拼搏的过程。学生体验幸福的过程、态度和情感不正确，这样就会严重影响学生对幸福的理解。
1.要重视人格的培养和塑造。与其他因素相比，主观幸福感更多的依赖于人格。例如个人的自尊，乐观，自我控制和生活目标。外倾性的人能更多的体验和感受幸福，培养和塑造健康的人格，让自己有积极的自我观念。喜欢并相信自己，恰当的认同和接纳别人，能够理性的面对和接受现实。大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不断地汲取知识，知识可以让人聪慧、充实更能体现自身素养。
2.积极的改善社会关系，尤其是舍友关系和朋友关系。要能正确处理得到社会支持与付出社会支持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也是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的一个集中反映。它关系到大学生是否能够有个愉快的心境度过整个大学生活。因此通过扩大人际交往，结识朋友，培养兴趣爱好等方式更多地使自己接触人群，改善人际交往关系。
3.职业生涯规划。严峻的就业压力是大学生幸福指数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大学生希望在毕业时能够有一个好的选择，就应该尽早的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进行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以及确定职业发展方向，并据此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在不断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让自己充实、自信，提高幸福指数。
4.休闲。要学会在忙碌的学习中分出想当的时间来享受生活上的休闲。例如参加体育锻炼，看电影，参加社团活动，听音乐，参加志愿服务等。这些工作都能增加个人的身心健康。
5.培养积极情绪。情绪是人们看待和处理事物的一个放大镜，好的情绪总是作为一面积极的暖色镜来加工所面对的事物。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往往会表现出更大的宽容性、耐性和持久性，而更倾向使事物朝好的方向发展。获得成功的体验，因此经常去听、看、经历一些能够激起积极情绪的美好事物，使自己渐渐的处于一种良好情绪的循环圈中，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中国大学生的幸福感不仅影响其个人的前途，更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和取向，所以社会各方要给予共同的关注，并做好其协助工作。如教育者要重视增强其自我效能，让同学在价值展现时，体现快乐，重塑自我。提升幸福感。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估计和期望，提高学业成就，而学校应转变传统心理健康教育观念，从积极的角度去引导学生挖掘现实中的积极因素。去感受生活，体验幸福。国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扭转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此外，社会支持能让人内心感到快乐和幸福。大学生作为没有经济独立的群体，外界的社会支持会使他们更好的处理自己的生活。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可以使大学生与父母亲子关系密切，更能体验幸福。
我认为。大学阶段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也是对人生发展方向、对社会实践认知的启蒙期，此时可塑性极强，如果从现在开始就对他们进行幸福感教育，可使得大学生对生命的理解、幸福的获取以及看问题的视角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这种积极的、科学的、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将影响他们的一生。从人的本性出发、重视人的个性发挥与中国大力提倡的大学生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相结合；让同学们去积极地奋斗，而把艰苦的过程转化为幸福的感受才能真正使其幸福感得到有效的提高。
幸福感调查报告
“你幸福吗?”近日，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发布了xx年成都市民幸福感调查报告，报告显示，xx年，成都市民的幸福感已连续两年持续提升，总体评价达82.15分，较之xx年提高了1.58分，较xx年提高了5.48分。
报告显示，16-19岁的青少年幸福感评价最高，为83.63分，其次为50岁-59岁的老年人群，幸福感满意度为82.95分，再次为20岁-29岁和40-49岁年龄段人群，幸福感满意度分别为82.60分和82.00分。而幸福感最低的，则是处于30岁-39岁的“75后-85前”的青壮年，仅为81.23分。针对青壮年幸福感的低满意度，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高级统计师喻志强表示，对于迈向中年的“75后-85前”群体在七个方面评价分都最低，特别是在工作环境和幸福感知项目满意度较低，分别为71.19分和77.47分，分别比最高分少了3.21分和4.32分。
而幸福感较低的人群中，还有离异人士。报告显示，离异人士的幸福感得分仅有78.94分。未婚人士得分为82.46分;已婚人士幸福感得分为82.29分。
针对此次调查，喻志强说，调查发现，“收入与幸福感成一定正比。”他表示，从调查结果看，收入在xx元以下的三分组低收入群体幸福感较低，而收入在4000-4500元和4500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幸福感最高，其中4500元以上收入的幸福感得分为86.54分。
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成都市的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xx-xx年，成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4%、35.1%、34.8%，xx年该系数比上年回落0.3个百分点。
多重因素影响幸福感。
记者注意到，此次调查中，影响成都市民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了收入水平、生活压力、物价、个人意愿是否得到满足等多方面。多达32.9%的市民对自己的工作工资收入不满意，41.3%的市民认为与其他行业相比，自己的工资水平不高。同时，生活压力大也成为影响人们幸福感知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有近五成的市民感觉当前的生活压力较大。
对幸福影响比较大的因素。
报告中，在被问及对幸福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方面的问题时，68.88%的市民认为“家人健康”、47.70%认为是“子女教育”。
此外，调查显示，家庭环境10项评价中的“亲朋来往”和“家庭收入”得分较低，分别为69.33和71.74。对此，喻志强表示，只有切实解决居民在健康医疗、教育、住房、食品、社保、养老、社会治安等民生方面涉及的具体问题，才能改善市民生存、社会环境，减轻市民生活压力，保障市民身心健康和家庭和谐，提升市民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