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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汉族，职业，住址（省市县路），联系电话，邮寄地址。委托代理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公司，地址，联系电话。法定代表人：***，经理。原审被告：申请再审人**与被申请人**因**纠纷一案，不服**中级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出的（**）**终字第**号民事判决（裁定），申请再审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二、申请事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项（具体法律条文内容）；第二款：（具体法律条文内容）……特申请再审。
三、具体事实和理由。
此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亲笔签字并加盖手印）（企业公司等加盖公章）。
**年**月**日。
文档为doc格式。
刑事再审抗诉申请书范文
申请人，xx，(又名高九斤、高九)，男，1962年9月21日，回族，高中文化，住县城小区1。原系ew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队长。申请人2009年12月26日被逮捕，2011年12月13日，ew县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故意伤害罪被ew县人民法院判处申请人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2012年3月1日刑满释放。
申诉请求：
撤销ew县人民法院(2011)西少刑初字第22号对申请人贪污罪、故意伤害罪的判决，对本案再审，改判申请人无罪。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故意伤害罪中，杨兵等人的证言不足采信，且故意伤害已经超过追诉时效，不应追究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
一关于贪污罪。
判决申请人贪污罪的基本情况是，2012年2月26日，申请人以单位欠发职工工资的名义，领取单位职工共22人的7个月工资97496元，后申请人用该款加上其他款项约13万余元购买桑塔纳轿车一辆，车辆登记在申请人个人名下。2013年4月该车以68000元的价格转卖给张继峰。后来，申请人又用该68000元款加上添加的钱购买桑塔纳3000轿车一辆，桑塔纳3000轿车登记在申请人的女婿王庆丰名下。扣除申请人购桑塔纳轿车时个人垫资28211元，认定申请人贪污39789元。申请人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客观、不全面，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而实际上，转卖桑塔纳轿车的收入68000元，一部分28211元用于偿还购买该车辆时的垫资，另一部分用已经办好所有购置手续的，价值约38000多元半截头车一辆豫p93851，交付城管大队方强中队，继续用于城管执法。庭审中，检察机关提供的调查材料足以证明豫p93851由城管大队方强中队占有使用的事实，辩护人出具了豫p93851购车时的发票等证明，足以认定申请人个人没有将卖车的款项39789元占为己有。申请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据为己有故意，客观上没有将公共财物占为己有的犯罪行为，其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不应认定为贪污。
二关于申请人故意伤害罪。
申请人所谓的故意伤害罪发生于2009年12月27日。申请人认为，杨兵等人2009年10月突然改变十年前的证言，指认申请人幕后指使，参与杨兵等故意伤害高海的犯罪行为，这些证言不应采信，申请人故意伤害罪不能成立。且即使是指控成立，本案也已经超过法定的追诉时效，国家丧失追诉权。2009年底2000年初，公安机关在对杨兵等人的犯罪侦查中，杨兵弟兄六人众口一词，多次调查均称申请人没有参与、幕后指使其殴打高海。事情过去十年之后，2009年10月，杨兵兄弟六人突然改口，称2009年12月发生的其兄弟六人伤害高海的犯罪行为是申请人幕后指使。更令人蹊跷的是，转往ew县公安局要求查处申请人，举报至河南省委政法委巡视组的0908号材料是杨兵兄弟六人与高海联名举报，原来互为仇敌的两方，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成了指控申请人参与犯罪的密友!
申请人没有指使杨兵兄弟六人殴打高海。对杨兵兄弟预谋殴打高海的情况，申请人事前确实知道。申请人不但没有幕后指使，而且极力劝阻，在劝告无效，制止不了的情况下，申请人在事发前就向派出所报案。城关派出所所长宋忠良、民警张登峰对此事能够证明，事发前申请人报案的事实。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假如申请人2009年确实参与指使他人殴打高海(这个真没有！)，也已经超过法定的追诉时效。理由是：(1)刑法规定致人轻伤的犯罪追诉时效是五年，本案发生于2009年12月27日，距本次2009年10月公安机关针对申请人追究责任已近十年。(2)本案不适用于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案件发生后，被害人高海于事发当日即2009年12月27日即向公安机关“控告”申请人幕后指使。公安机关虽然在2009年12月仅对被告人之一杨兵进行立案侦查，但由于该案系共同犯罪，公安机关立案之初囿于证据收集上的原因仅对其中一名被告人追究，应当视为对全案的立案侦查，至于2009年10月对被告人申请人的侦查，应当属于对共同犯罪的部分被告人在查证属实以后的补充性追诉活动，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原创性”立案侦查。被害人高海在五年的追诉期限内提出了控告，公安机关也进行了立案侦查。根据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由于本案已在2009年立案侦查，所以对被告人申请人不能适用《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第二种情形。对申请人的追诉已超过法定追诉时效。公安机关出具证明，说“2009年对高海轻伤害一案进行了立案，未对申请人个人立案”。这种说法有违刑诉法的明确规定，不应采信。《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之第一章关于《立案》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而公安机关与检察院的管辖范围的分工是依据案件性质进行的分工，不是依照犯罪嫌疑人个人的不同分工，可见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对某一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不存在对个人是否立案问题。只要对某一案件立案，侦查机关就要对全案进行调查取证，在共同犯罪中，只要对其中一人立案，就应当视为公安机关对全案已经立案，所以派出所说是对高海受害一案进行的立案，没有对申请人个人立案，这句话前半句对，后半句错误，不符合立法精神，曲解法律。
4从高海被伤害一案的卷宗材料看，公安机关已经针对申请人涉嫌幕后指使犯罪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侦查。高海被伤害一案侦查中，杨国安、常胜利、高国文、高大刚等人作证说申请人参与此事，提供车辆、召集人员等，试问?如果没有针对申请人立案，公安机关调查这些材料干什么?2009年高海被伤害一案，之所以未对申请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不是未对申请人立案，而是证据不足。因为尽管杨国安、常胜利、高国文、高大刚等人作证说申请人参与此事，提供车辆、召集人员等，但是，真正直接动手殴打高海的杨兵六兄弟，众口一词，坚决否认申请人幕后指使参与犯罪，在此情况下，认定申请人参与犯罪的证据明显不足，针对申请人的刑事追究无法继续。假如当时即使是只有杨兵一人供述、指认高海幕后指使，杨兵的供述就可以与杨国安、常胜利、高国文、高大刚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认定申请人参与犯罪活动，就可以以共同犯罪对申请人采取强制措施。所以，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说2009年未对申请人个人立案于事实严重不符，明显是为达到在十年后继续追究申请人的刑事责任，违法适用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而曲解法律，公安机关的这个“情况说明”绝不应采信!
此致
xxx县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xx。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刑事再审抗诉申请书范文
案由：王某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某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某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不服，提出申诉，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1、请求撤销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浙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
2、请求对王某一案立案再审，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
事实及理由：
一、王某一案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第4页写道：“被告人王某在担任^v^某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帮助和解决某丝绸集团公司、某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借贷资金和某集团与某制药有限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分别收受某丝绸集团公司总经理高某、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夏某贿赂的钱财，共计现金人民币155000元，美金2000元及价值人民币7150元的松下彩电1台。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经庭审质证的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及证人高某、严某、沈某、沈某某、胡某、张某、费某、蔡某的证言”。《判决书》第5页写道：“证人胡某、施某、吴某、缪某、钱某、鲍某的证言及某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县财政局、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某市分公司向某丝绸集团公司、某县某集团公司提供贷款的相关合同、支付凭证等书证，证实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上述证人打招呼，要求支持和亲自出面为某集团争取合资项目的事实。并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相互印证”。
而实际上，庭审过程中上述证人根本无一人到庭，其证言大部分未出示，且这些人中更有一些王某根本就不认识，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因此判决书中所说“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已经庭审质证”根本就不是事实。王某一案系因高某检举而起，而高某检举的内容在案件进行过程中曾多次发生变化，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是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出具的，实属无中生有。并且，证人胡某、钱某等人关于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其打招呼的证言也并非判决书所述，与证人作证的初衷完全不相符。现经律师重新调查取证，取得上述相关证人的证言，均系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的有力证据。现分述如下：
（一）证人高某于2006年11月2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我叫高某，男，1951年5月23日生，家住某省某县城关镇西门河下1号，现在某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7年天气很热的时间纪委找到我，把我关到戴河口水库旁边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六天六夜不让我睡觉，只给吃的，在第六天的上午我实在熬不住了，不得不按照纪委给我提供的材料出具证言，他们写什么我就说什么，感觉很对不起王某，但我也没办法，只能按纪委的材料说。现就王某受贿罪的有关事实重新作证如下：
1、我所有给王某的钱都不是为自己办事，都是给他用于公务开支，他当时都给了我发票。
2、1993年三、四月份某市人代会期间我没有给王某1000元美金。3、1993年四、五月份我没有在王某某县人武部宿舍给他30000元钱。4、1993年11月我在某县人武部给王某10000元，当时他给了我发票。5、1994年春节前，我开车送王某回某市过年时没有在车上给他20000元钱。6、1994年春节我去王某家拜年，没有给他10000元钱，只给他女儿一、二百元压岁钱。
7、1994年三、四月份王某去南京出差前我没有给过他钱。8、1994年湖州人代会期间我没有在王某住处给过他钱。
9、1994年12月王某担任省工商局副局长后我没有在他办公室给过他钱，更没有让他帮忙办理某集团公司商标。
10、1994年12月我曾给王某送过一台松下电视机用，当时，王某还没有汽车，生活用品不齐备，我就替他买了电视机，他搬家时打电话通知我让我把电视机拿回去，我让他把电视机留在某市，等我有空来拿。
11、1996年王某从某市搬家到某市时，我没有在某大酒店门口给过他10000元钱。12、1997年年初，我在杭州某大酒店给王某一些礼物，里面夹了1000元美金，后来王某发现后打电话让我把1000元美金拿回去，但是后来我没机会去拿了。
以上证言全部是真实的，我愿作证，承担证言虚假的法律后果。”
高某的上述证言还有证人戴某的证言对有关问题予以辅证。
（二）证人戴某于2006年11月15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戴某，原某县县委办公室驾驶员，作证如下：
1、我在某县委办时，给王某书记开车，我送王某书记在1994年春节前一天（小年夜）下午去某市过年，我记得到某市以后我们到煤气站换煤气，因煤气站停了王某的煤气，与煤气站的一位同志发生争执，后来为煤气的事找到市政府办公室，煤气的事落实了，我回某县了。
2、我记得1993年5月初（五一节以后）的一天，王某书记打电话给我。让我早晨早点到某市接他，他要到某市去会见一个外国人和他的老师。我记得那天我是早晨5点左右离开某县，开车到某市接王书记到某大厦吃早饭，吃过早饭后把外国人及王某的老师送到某县，后送回某市。第二天在某市陪外国人游玩。
开业送了一套罗蒙西服给王某，我拿到了车上他知道后一定要我退还给厂里，他没有收。”
（三）证人胡某原系某县工商银行行长，其于2006年11月1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关于王某在某县任县委书记期间要我行贷款同我本人联系的情况说明：根据本人回忆，王某要求工商银行贷款有来过一次电话（何年月记不清），要求县工行与县农行拼盘贷款解决邮电局程控电话项目的贷款，其他在他在任期间没有要求我为哪一个项目、哪一个企业贷过款（包括某集团公司）。关于某集团公司，本人回忆，有一次王某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行长在不在，我说在，他说到某集团公司去看一看，后我与工行副行长一起随王某去该企业，由厂长高某陪同，看了一下车间。已到中午十二点吃饭时候，我们工行3人与王某在一个小饭店里吃便饭，高某也在。饭费由我行支付。吃饭期间也没有谈企业贷款一事。饭后我回单位去。”
（四）证人钱某原系某县副县长，其于2006年11月16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钱某，原是某县副县长，与王某同事，现作证如下：
1、我和王某同去北京（大概是1994年左右），一是为组织同乡会，二是找有关部门想组织一点资金，支持某县经济建设。高某路上与我们一同去的，在北京各自办自己的事情。同乡会组织的很顺利，资金没有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看到王某与高某有什么经济往来。我们出去是为了工作，想给某县经济建设出点力。他这种行为是不可能的。
2、我同王某同去南京，为了投资方与某钢铁厂在钢材的营销上联营，解决某县经济的困难，双方达到很好意向。王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半点私利。
3、王某为解决某县重点企业的困难，需要协调资金，跟我通个气，要我搞调查，这种情况是有的，但都是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企业是否存在风险、而且银行是否有资金、操作是否有可能性、是否符合信贷政策这个原则办理的，王某不存在强硬办理的事情。某企业同样是按照这个原则办理的。”
上述证人证言内容均有证人高某、戴某、胡某、钱某的证言原件印证。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本案的关键证人高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前后存在重大矛盾，其中原因高某已在新的证人证言中予以说明，他是由于纪委办案人员采用非肉刑的刑讯逼供才违心检举王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所述事实，因为纪委的办案人员也是用同样方式取得王某的口供的。至于证人胡某、钱某，在律师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则表示自始至终没有出具过证明王某犯罪的证言，他们说不能想象原审法院判决书的内容是从何而来。
因此，鉴于王某一案取得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确有错误，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再审，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二、王某一案在纪委审查、侦查和起诉阶段，获取被告人口供程序严重违法。
（一）在纪委审查阶段，办案人员采取变相肉刑的方式逼取王某的口供。
1997年5月9日下午，王某被某省纪委办案人员从某省委党校带走，秘密隔离审查。在纪委会议室，一名领导向其宣读了某省委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当时王某提出要求看省委的决定，但未让其看，并且这份决定自始至终未让王某见到。办案人员当时在询问王某的过程中，采取夜以继日的车轮战术，进行刑讯逼供和诱供。王某不承认他们所指控的问题，就加以训斥，更不准睡觉（从1997年5月9日下午至15日凌晨）。王某被身患的多种疾病折磨得痛苦万分（胆囊炎、胆结石、偏头痛交替发作），苦苦哀求要药，但因其不承认他们指控的问题而不给吃药。在经历了100多个小时的辩解之后，王某被迫违心地相继屈认了办案人员指控的全部问题。睡眠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有病要给予治疗这是最起码的人道，可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在那些日子里完全被剥夺了。看了1997年5月王某在经受刑讯逼供时的两份原始记录及物证；看了1997年6月王某在废旧报纸、杂志上所写的心声；看了王某在关押期间所写的几十万字的日记和竹席背面所写的文字；听了王某1998年3月和4月他在庭审中的辩解和抗争以及1998年6月王某在判决书宣读完后当庭的呐喊及写在庭审记录上的心声，足以说明王某最初的口供是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产物。后来王某的多份口供也系办案人员采用欺骗、威胁等非法的手段所逼取的。对这样采取违法方式所获得的口供，在法庭上翻供，是理所当然的，换了谁都会这样做。
（二）在侦查和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王某进行诱供、骗供，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由于办案人员对王某的辩解不信、不纳，因此王某针对纪委办案人员曾说的“高某对你的指控完全是有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和原始证人的，你的问题事实清楚，铁证如山。在铁证如山面前你还不承认，你这是不老实，是狡辩、抵赖。没有确凿的证据，省委也不会批准对你隔离审查。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你要否认，你必须要拿出否认这些事实的确凿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与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对证、质证，以查清事实真相。1997年8月1日王某特向某省人民检察院呈递了关于要求鉴定和要求对证、质证的书面材料。8月15日上午，王某对原被迫违心承认过的问题进行辩解，办案人员大为不满。下午，在王某进行辩解时，办案人员说：“你的问题是有多方面证据支持的，你要否认已承认过的问题，你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你提出要鉴定，已经鉴定，证据确凿。你提出要对证、质证，我们到时会考虑的。在证据确凿面前你还要狡辩、抵赖、翻供，你这是不老实。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看你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某放弃了辩解，只期盼能依法当着“三原始”和高某及其证人面对面的对证、质证来澄清事实真相了。可这办案人员所谓的司法鉴定在法庭审理中，经王某多次要求出示，却一直都没有出示。
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然而，查阅了王某一案的卷宗可知，起诉书中指控的王某犯罪事实不仅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而且还存在着办案人员假造事实，并让检举人作伪证的事实。将未经调查核实和并非事实的东西写入起诉书，这严重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
1998年3月26日法庭调查中，审判长依法让公诉人出示证据，公诉人没有举证，而是说：“王某一案卷宗很多，一时难以找到，是否可以庭审后再提交法庭。”审判长再次提出了举证的要求，公诉人不仅没有出示任何证据，却说：“王某，你的问题都是你自己主动交代的，你对自己交代的问题一直供认不讳。为什么要当庭翻供？”在王某当庭陈述当初口供形成的情况时，公诉人说：“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的办案无关。”然而，从我们查阅王某案卷可知，王某一案的案卷并不多，公诉人当庭举不出确实、充分的证据确是事实；检察机关查办王某一案是在纪检机关办案基础上进行的，公诉人所说的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无关之说这是在隐瞒事实真相。因此，某省纪委与某市检察院在王某一案的办案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存在诱供、骗供、非肉刑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v^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上述办案人员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确实，根本不能作为证明王某有罪的证据使用。
三、王某一案法庭审理阶段，对案件证据质证、认证程序违法，所作出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
1998年3月26日的第一次开庭审理中，王某向法庭提出：1、请求依法当庭出示指控王某犯罪的全部证据；2、请求依法当庭出示检举人高某给王某钱所具有的：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以及检察机关对这些原始书证所作的“司法鉴定”；3、请求传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到庭对证、质证，查清事实真相。
但事实上，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王某的犯罪事实，法庭调查中并未就每一起分别进行调查，对王某所否认的指控，没有进行相关举证。对于《刑事判决书》第4页所列的全部证人证言并没有遵循一事一证一质的法庭调查原则，经过当庭举证——当庭对证——当庭质证——当庭查证属实的法庭调查程序进行查证。证人证言中除高桂芳其中一笔与事实相符外，其他的高某的检举都没有佐证，更证实不了所谓王某收受贿赂的时间、地点、数额、原因等事实。并且，大部分证言没有当庭出示；证人一个也没有出庭；所谓的检举人行贿王某的“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以及对这些原始材料所作的“司法鉴定”一件也未当庭出示。开庭审理中，由于公诉人未能按审判长的要求出示证据，又无一证人到庭的情况下，审判长依法当庭作出了：“由于主要证据有疑，法庭将调查核实。为澄清事实，将由被告人与证人当庭对证、质证“的决定。
再审代理人：迟夙生女黑龙江省夙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亚童男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xxxx（系申请人之子）。
申请人因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9日作出的(2010)渝一中法刑终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现依刑诉法203条之规定，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事项：
1、撤销重庆市渝一中法刑终字(2010)第13号刑事判决书。2、对该案立案再审，并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3、如不予立案，或受理后驳回申请，望法定期限内出具相关手续。
事实与理由：
序言。
2009年12月12日晚，重庆公安在北京将申请人秘密抓捕，并连夜押往重庆，制造了一场荒诞离奇，令人瞠目结舌的司法闹剧。重庆相关人员蔑视法律尊严，践踏司法程序，肆无忌惮地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给中国的司法带来了严重伤害，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2011年6月11日，申请人刑满出狱，开始践行当年“藏头诗”中立下的誓言——“础去间决神诉”。
人带来更大的灾难。但，“依法治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一个律师的崇高信仰，也是驱使着一代又一代法律人向前、再向前的终极理想。
李庄事件不仅仅浪费了纳税人的巨额钱财，而且摧残了中国的法治文明。原判的黑幕，纵使再用一万个谎言去描，也描不圆；再用一万个假话去撑，也撑不住。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终究要大白于天下！这场冒天下之大不韪，且有违法治、人伦底线的徇私枉法闹剧，到了该谢幕的时候了！
今天，不去揭露、戳穿黑幕，怎能对得起神圣的法律，对得起人性的良知，对得起所有关注该事件的民众！
下面，从十个方面分述再审理由：
第一部分一季一审一、以“速度”掩盖一审真相。
自2009年12月12日至30日开庭，仅18天，“李庄案”就完成了侦查、起诉、审判的全过程。创造了中国法制史上的新纪录。被海内外称为“重庆速度”的背后，掩护着一个漏洞百出、手段拙劣的诉讼过程。
第一，“李庄案”是“龚刚模案”的衍生案，是否够“罪”，应以龚是否受到刑讯逼供为要件。而在龚案尚未开庭，一切尚未明了的情况下，一审提前判定申请人有罪，无异于宣告了龚案中没有刑讯逼供情节。前案之车，必然导致后案之辙，对申请人的有罪判决，使得龚案在开庭前页已盖棺定论。换言之，也只有使申请人“被有罪”，才能搞定龚案。这正是“李庄案”公诉人，同时兼任“龚案”公诉人的诡异所在，此荒唐做法，赤裸裸地显现出了制造“李庄案”的真正动机。
针对上述枉法现象，律师界、法学界发出了呐喊。2011年8月、12月，^v^连续两次对刑诉法草案进行审议，专门对此罪名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既，先审本案（龚刚模案）再审衍生案（李庄案）。其立法目的，就是将该罪的诉讼逻辑加以法制化。以杜绝今后类似重庆式的司法程序混乱。
第二，申请人被控“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除主体要件外，其余要件均不具备。首先，伪证在哪儿？哪个证人受到“妨害”？又受到了怎样的“妨害”？对此，控方自始至终支支吾吾不能举证。正如申请人当庭陈辞：你们哪怕找出烟头大小的一片证据，判我100年，我也认！”
第三，检法两院2009年12月4日联合对龚刚模查体，龚刚模自述左肩痛，双手感麻木，法医鉴定龚刚模手腕部色素沉着留有疤痕，一审法院不但未查明成因，亦未将司法鉴定依法送达申请人，这不仅协助隐瞒了刑讯逼供的黑幕，还无端的剥夺了申请人的异议权。
事实上，在申请人介入龚案之前的2009年夏天，龚刚模因刑讯逼供，就已经不能正常行走，（详见申请人再审提交录像）。
第五，龚案侦查半年之久，形成109本卷宗，2200套证据，而龚案中每位辩护人看到、拿到的，甚至不足全部案卷的1%。为什么绝大部分资料对辩护人保密，有哪些怕见阳光的东西（对申请人有利）？强大的司法，看似无情剥夺的是律师的阅卷权和辩护权，实际撕毁的是法律的底线。
第六、第七、第八……诸如开庭传票的送达时间迟延、审讯笔录没有两名侦查员签字、所有勘验鉴定报告均未送达申请人、会见受阻、被监视监听等程序瑕疵，不再一一列举。
以上这些，都被一个“快”字所遮掩。
二、全部用“言词”堆砌的证据链。
现代刑法体系，一切犯罪均以证据证明为定罪根据，是证明之罪原则，试看公诉人指控证据。
其一，委托协议、律师证、身份证、律师费发票、委托书、律师所函、机票……这些证据，除证明辩护人身份之外，与指控犯罪无任何关系。
其二，八名证人书面证言。
其三，申请人供述辩解。除“藏头诗”外，没有任何“供认价值”。
对申请人定罪的所有依据，都赖于八份书面证言。“证言指罪”须经法庭公开质证，这是常识，亦是铁律，因它关乎一个人罪与非罪，甚至生与死。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质证的唯一方法就是证人出庭，然而，警方为将申请人定罪，竟然将全部证人抓捕，关进看守所迫其出证，并阻挠出庭。这不仅严重违背了刑诉法基本原则和立法本意，甚至是犯罪。也是本案证据体系的一大污点，为世人诟病。
刑诉法97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到证人所在单位或住处进行，必要时，也可通知证人到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除此之外，没有一条法律授权：抓捕证人取证。
马晓军律师夫妇，最近同时对重庆市公安局提起的行政诉讼，完全揭开了证人“不愿出庭”的冰山一角（详见公诸于世的行政起诉状），这也是申请人再审过程中新的证据。
三、“为判而审”的庭审过程。
李庄案一审持续了16小时，司法程序乌龙百出，世人瞩目，其审判的单一目的非常明确：为治罪而开庭。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刑诉法30条第1款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而李庄案一审中，审判长未经批准，当庭擅自驳回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申请，已经令人瞠目。之后，又未经公诉方检察长批准，（江北检察长也无权决定上级检察院的全国十佳公诉人回避）屁股不离坐位，当庭驳回了对公诉人提出的回避申请，更是令人咋舌。全然无视回避制度的明确规定。再一次引起法律界的猛烈抨击。无怪乎申请人当庭斥责：你们哪怕是去一趟卫生间，装装样子，回来再驳回也行啊。
第二，庭审前，公诉人未依法“提前5日”将证据提交法庭，搞当庭突袭式举证，宣读了多份辩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证人证言，申请人多次要求查验质证，竟遭公诉人躲躲闪闪的无端拒绝。使得一审质证程序有名无实。然而，就是这样一些没有进行质证、怕见阳光的东西，仍然被一审判决作为判决根据。
第三，为充分揭露指控虚假，辩方多次申请调取江北看守所申请人三次会见时的监控录像，甚至，还提供了当年为看守所安装录音录像监控的生产厂家招投标证明，但合议庭视而不见，以不能调取为由，放任控方拒绝提供视听资料。无奈，辩方又向法庭申请调取曾用来向北京举报申请人使用，用以“固定证据”的专案组偷拍录像，亦遭非法拒绝。
第四，大量矛盾证据，充斥着整个控方证据体系：
1、如刑讯逼供是申请人编造，为何申请人再三要求，对龚刚模双手腕部“色素沉着”的伤痕进行成因鉴定，难道是自揭谎言？一名外地律师，一次会见就能“编造”出完全吻合龚案中的审讯者姓名、刑讯时间、地点、方式、看伤医生姓名等详细信息，这可能吗？用这些指控，明显荒唐，认定这些指控，则彻底丧失了可信度和公信力。2、龚刚模案开庭时，几十名被告人对遭刑讯逼供的事实，异口同声进行了描述，这些与申请人素未谋面的人，是谁“教唆”的呢！
3、申请人执业多年，明知审判阶段，已不允许侦查人员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龚刚模公司的员工遣散，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此证言与吴家友、龚刚模完全相反且有违常理，事实上，申请人自始至终也未与龚刚华所称的员工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他们之间所谓的证据链，根本没有申请人这一环。
4、控方提供的四位警察证言显示：“被告都是白天受审，夜间睡觉……一般都是六、七个小时”。但从申请人及龚刚模供述中可明显看出，很多笔录都在连续审讯数十个小时以上完成，期间，不让睡眠，限制吃、喝，申请人亲身体验了连续几十个小时，被固定在一把专用椅上受审，岂是几个警察可以自证推翻的？通过再审，看看有多少笔录形成的时间是在半夜、凌晨，看看有多少笔录是在连续审讯几十个小时以上完成，相信，这些龌龊，定将曝光于世。
5、申请人依据《律师法》33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与警方的据理力争，成了被追究犯罪的把柄。三次会见，三次阻挠、三次监视、三次争吵，谁之过错？龚案34名被告人，几十名律师，哪一名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会见过被告人？哪一名律师在不受监视的状态下会见过自己的当事人？哪怕只有一名！
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委托律师）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律师只需写明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如果申诉人正在服刑，还应当写明判刑情况和服刑的处所。如果申诉人是未成年人，应在其项后写明法定代理人的姓名、性别、职业、工作单位以及与申诉人的关系等。
申诉人因**一案，对**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刑事判决（或裁定）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应写明具体的请求事项，即请求人民法院如何处理该案。申请人的具体的请求事项应当根据具体的生效判决或裁定提出。如量刑过重或适用法律不当，可根据具体情况，提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或者减轻处罚；如果对民事诉讼部分提出申诉，申诉人应就民事责任部分提出请求，并根据具体情况写明赔偿责任及其具体数额。
事实与理由：应简要写明基本的案情事实和审判结果，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点分析和阐述判决或裁定的错误，包括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以及程序错误等，阐述申诉请求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人民法院。
申诉人：代书人：
年月日附：1、原审判决书（或裁定书）复印件*份；2、证据材料*份。
行政申诉状申诉人：申诉人为公民的，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住址；申诉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写明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申诉人是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应写明其法定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与申诉人的关系。委托律师的，应写明其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
申诉人因**一案，对**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行政判决（或裁定或调解）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简明扼要地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对本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并依法变更或撤销原裁判。
事实与理由：首先陈述案件事实，并以相关确凿的证据加以证实。在此基础上，可从以下方面阐述生效裁判的错误。通过提供新的证据，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事实基础，揭示原裁判所存在的证据矛盾或证据不足、原判决或裁定适用法律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判决、裁定。归纳原裁判所存在的错误，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提出申请再审的具体请求。
**人民法院。
申诉人：代书人：
年月日附：1、原审判决书（或裁定书等）复印件*份；2、证据名称、份数，证人姓名、住址。
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诉人：_____，_____（性别），_____年_____月_____日生，汉族，住_____，_____（身份）。
被申诉人：_____（原某某市人民法院）。
被申诉人：_____（原某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被申诉案由：因不服_____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xx）桂毕刑初字第045号刑事判决书和_____市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20xx）桂毕刑监字第01号通知书及_____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20xx）桂毕中刑监字第19号通知书，该刑事判决书，及驳回通知书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条之规定，申诉人特依法提起刑事再审申诉。
申诉请求：
1、请求省高院依法撤销_____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xx）桂毕刑初字第045号刑事判决。
2、请求省高院依法撤销_____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20xx）桂毕刑字第01号通知。
3、请求省高院依法撤销_____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20xx）桂毕中刑监字第11号通知。
4、请求省高院依法判处申诉人的一切合理支出由被申诉人承担。
5、原审判决事实不清，枉法判决，执法犯法。
被申诉事实及理由如下：
申诉人：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刑事再审抗诉申请书范文
案由：王某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某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某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不服，提出申诉，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1、请求撤销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浙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
2、请求对王某一案立案再审，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事实及理由：
一、王某一案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第4页写道：“被告人王某在担任^v^某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帮助和解决某丝绸集团公司、某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借贷资金和某集团与某制药有限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分别收受某丝绸集团公司总经理高某、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夏某贿赂的钱财，共计现金人民币155000元，美金2000元及价值人民币7150元的松下彩电1台。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经庭审质证的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及证人高某、严某、沈某、沈某某、胡某、张某、费某、蔡某的证言”。《判决书》第5页写道：“证人胡某、施某、吴某、缪某、钱某、鲍某的证言及某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县财政局、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某市分公司向某丝绸集团公司、某县某集团公司提供贷款的相关合同、支付凭证等书证，证实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上述证人打招呼，要求支持和亲自出面为某集团争取合资项目的事实。并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相互印证”。
而实际上，庭审过程中上述证人根本无一人到庭，其证言大部分未出示，且这些人中更有一些王某根本就不认识，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因此判决书中所说“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已经庭审质证”根本就不是事实。王某一案系因高某检举而起，而高某检举的内容在案件进行过程中曾多次发生变化，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是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出具的，实属无中生有。并且，证人胡某、钱某等人关于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其打招呼的证言也并非判决书所述，与证人作证的初衷完全不相符。现经律师重新调查取证，取得上述相关证人的证言，均系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的有力证据。现分述如下：
（一）证人高某于2006年11月2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我叫高某，男，1951年5月23日生，家住某省某县城关镇西门河下1号，现在某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7年天气很热的时间纪委找到我，把我关到戴河口水库旁边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六天六夜不让我睡觉，只给吃的，在第六天的上午我实在熬不住了，不得不按照纪委给我提供的材料出具证言，他们写什么我就说什么，感觉很对不起王某，但我也没办法，只能按纪委的材料说。现就王某受贿罪的有关事实重新作证如下：
1、我所有给王某的钱都不是为自己办事，都是给他用于公务开支，他当时都给了我发票。
2、1993年三、四月份某市人代会期间我没有给王某1000元美金。
3、1993年四、五月份我没有在王某某县人武部宿舍给他30000元钱。
4、1993年11月我在某县人武部给王某10000元，当时他给了我发票。
5、1994年春节前，我开车送王某回某市过年时没有在车上给他20000元钱。
6、1994年春节我去王某家拜年，没有给他10000元钱，只给他女儿一、二百元压岁钱。
7、1994年三、四月份王某去南京出差前我没有给过他钱。
8、1994年湖州人代会期间我没有在王某住处给过他钱。
9、1994年12月王某担任省工商局副局长后我没有在他办公室给过他钱，更没有让他帮忙办理某集团公司商标。
10、1994年12月我曾给王某送过一台松下电视机用，当时，王某还没有汽车，生活用品不齐备，我就替他买了电视机，他搬家时打电话通知我让我把电视机拿回去，我让他把电视机留在某市，等我有空来拿。
11、1996年王某从某市搬家到某市时，我没有在某大酒店门口给过他10000元钱。
12、1997年年初，我在杭州某大酒店给王某一些礼物，里面夹了1000元美金，后来王某发现后打电话让我把1000元美金拿回去，但是后来我没机会去拿了。
以上证言全部是真实的，我愿作证，承担证言虚假的法律后果。”高某的上述证言还有证人戴某的证言对有关问题予以辅证。
（二）证人戴某于2006年11月15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戴某，原某县县委办公室驾驶员，作证如下：
1、我在某县委办时，给王某书记开车，我送王某书记在1994年春节前一天（小年夜）下午去某市过年，我记得到某市以后我们到煤气站换煤气，因煤气站停了王某的煤气，与煤气站的一位同志发生争执，后来为煤气的事找到市政府办公室，煤气的事落实了，我回某县了。
2、我记得1993年5月初（五一节以后）的一天，王某书记打电话给我。让我早晨早点到某市接他，他要到某市去会见一个外国人和他的老师。我记得那天我是早晨5点左右离开某县，开车到某市接王书记到某大厦吃早饭，吃过早饭后把外国人及王某的老师送到某县，后送回某市。第二天在某市陪外国人游玩。
3、王某在某县当委县委书记的两年里一直是我开车，那些年来某县的客人很多。从某县到外地去拜访的人也很多，特别是夏天，经常要上某地拜访客人，请客并赠送一些礼品。还有过年过节也经常要到各地拜访客人，有时也请他们吃饭，并赠送一些礼品。我记得平常赠送的礼品都是丝绸、毛笔、茶叶等。过年时还赠送香烟和酒等及补品。当时去拜访客人时，车后备箱经常放一些礼品和礼品袋（县政府制作的礼品袋）。我补充一件事，王某在某县当书记期间，都是我给他开车的，没有收礼品，也没有把礼品拿到某市家里，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印染厂开业送了一套罗蒙西服给王某，我拿到了车上他知道后一定要我退还给厂里，他没有收。”
（三）证人胡某原系某县工商银行行长，其于2006年11月1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关于王某在某县任县委书记期间要我行贷款同我本人联系的情况说明：根据本人回忆，王某要求工商银行贷款有来过一次电话（何年月记不清），要求县工行与县农行拼盘贷款解决邮电局程控电话项目的贷款，其他在他在任期间没有要求我为哪一个项目、哪一个企业贷过款（包括某集团公司）。关于某集团公司，本人回忆，有一次王某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行长在不在，我说在，他说到某集团公司去看一看，后我与工行副行长一起随王某去该企业，由厂长高某陪同，看了一下车间。已到中午十二点吃饭时候，我们工行3人与王某在一个小饭店里吃便饭，高某也在。饭费由我行支付。吃饭期间也没有谈企业贷款一事。饭后我回单位去。”
（四）证人钱某原系某县副县长，其于2006年11月16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钱某，原是某县副县长，与王某同事，现作证如下：
1、我和王某同去北京（大概是1994年左右），一是为组织同乡会，二是找有关部门想组织一点资金，支持某县经济建设。高某路上与我们一同去的，在北京各自办自己的事情。同乡会组织的很顺利，资金没有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看到王某与高某有什么经济往来。我们出去是为了工作，想给某县经济建设出点力。他这种行为是不可能的。
2、我同王某同去南京，为了投资方与某钢铁厂在钢材的营销上联营，解决某县经济的困难，双方达到很好意向。王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半点私利。
3、王某为解决某县重点企业的困难，需要协调资金，跟我通个气，要我搞调查，这种情况是有的，但都是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企业是否存在风险、而且银行是否有资金、操作是否有可能性、是否符合信贷政策这个原则办理的，王某不存在强硬办理的事情。某企业同样是按照这个原则办理的。”
上述证人证言内容均有证人高某、戴某、胡某、钱某的证言原件印证。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本案的关键证人高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前后存在重大矛盾，其中原因高某已在新的证人证言中予以说明，他是由于纪委办案人员采用非肉刑的刑讯逼供才违心检举王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所述事实，因为纪委的办案人员也是用同样方式取得王某的口供的。至于证人胡某、钱某，在律师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则表示自始至终没有出具过证明王某犯罪的证言，他们说不能想象原审法院判决书的内容是从何而来。
因此，鉴于王某一案取得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确有错误，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再审，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二、王某一案在纪委审查、侦查和起诉阶段，获取被告人口供程序严重违法。
（一）在纪委审查阶段，办案人员采取变相肉刑的方式逼取王某的口供。1997年5月9日下午，王某被某省纪委办案人员从某省委党校带走，秘密隔离审查。在纪委会议室，一名领导向其宣读了某省委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当时王某提出要求看省委的决定，但未让其看，并且这份决定自始至终未让王某见到。办案人员当时在询问王某的过程中，采取夜以继日的车轮战术，进行刑讯逼供和诱供。王某不承认他们所指控的问题，就加以训斥，更不准睡觉（从1997年5月9日下午至15日凌晨）。王某被身患的多种疾病折磨得痛苦万分（胆囊炎、胆结石、偏头痛交替发作），苦苦哀求要药，但因其不承认他们指控的问题而不给吃药。在经历了100多个小时的辩解之后，王某被迫违心地相继屈认了办案人员指控的全部问题。睡眠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有病要给予治疗这是最起码的人道，可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在那些日子里完全被剥夺了。看了1997年5月王某在经受刑讯逼供时的两份原始记录及物证；看了1997年6月王某在废旧报纸、杂志上所写的心声；看了王某在关押期间所写的几十万字的日记和竹席背面所写的文字；听了王某1998年3月和4月他在庭审中的辩解和抗争以及1998年6月王某在判决书宣读完后当庭的呐喊及写在庭审记录上的心声，足以说明王某最初的口供是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产物。后来王某的多份口供也系办案人员采用欺骗、威胁等非法的手段所逼取的。对这样采取违法方式所获得的口供，在法庭上翻供，是理所当然的，换了谁都会这样做。
（二）在侦查和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王某进行诱供、骗供，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由于办案人员对王某的辩解不信、不纳，因此王某针对纪委办案人员曾说的“高某对你的指控完全是有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和原始证人的，你的问题事实清楚，铁证如山。在铁证如山面前你还不承认，你这是不老实，是狡辩、抵赖。没有确凿的证据，省委也不会批准对你隔离审查。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你要否认，你必须要拿出否认这些事实的确凿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与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对证、质证，以查清事实真相。1997年8月1日王某特向某省人民检察院呈递了关于要求鉴定和要求对证、质证的书面材料。8月15日上午，王某对原被迫违心承认过的问题进行辩解，办案人员大为不满。下午，在王某进行辩解时，办案人员说：“你的问题是有多方面证据支持的，你要否认已承认过的问题，你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你提出要鉴定，已经鉴定，证据确凿。你提出要对证、质证，我们到时会考虑的。在证据确凿面前你还要狡辩、抵赖、翻供，你这是不老实。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看你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某放弃了辩解，只期盼能依法当着“三原始”和高某及其证人面对面的对证、质证来澄清事实真相了。可这办案人员所谓的司法鉴定在法庭审理中，经王某多次要求出示，却一直都没有出示。
1997年11月12日上午，某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提审了王某，在听取了王某的辩解后，办案人员让其写书面材料。而后，某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取走了王某所写的辩解材料。此后，王某一案退查。可我们在查阅王某案卷中却没有看到检察机关补充侦查后所形成的材料。《^v^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
（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
（三）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44条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然而，查阅了王某一案的卷宗可知，起诉书中指控的王某犯罪事实不仅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而且还存在着办案人员假造事实，并让检举人作伪证的事实。将未经调查核实和并非事实的东西写入起诉书，这严重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
1998年3月26日法庭调查中，审判长依法让公诉人出示证据，公诉人没有举证，而是说：“王某一案卷宗很多，一时难以找到，是否可以庭审后再提交法庭。”审判长再次提出了举证的要求，公诉人不仅没有出示任何证据，却说：“王某，你的问题都是你自己主动交代的，你对自己交代的问题一直供认不讳。为什么要当庭翻供？”在王某当庭陈述当初口供形成的情况时，公诉人说：“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的办案无关。”然而，从我们查阅王某案卷可知，王某一案的案卷并不多，公诉人当庭举不出确实、充分的证据确是事实；检察机关查办王某一案是在纪检机关办案基础上进行的，公诉人所说的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无关之说这是在隐瞒事实真相。因此，某省纪委与某市检察院在王某一案的办案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存在诱供、骗供、非肉刑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上述办案人员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确实，根本不能作为证明王某有罪的证据使用。
三、王某一案法庭审理阶段，对案件证据质证、认证程序违法，所作出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
1998年3月26日的第一次开庭审理中，王某向法庭提出：
1、请求依法当庭出示指控王某犯罪的全部证据；
3、请求传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到庭对证、质证，查清事实真相。
但事实上，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王某的犯罪事实，法庭调查中并未就每一起分别进行调查，对王某所否认的指控，没有进行相关举证。对于《刑事判决书》第4页所列的全部证人证言并没有遵循一事一证一质的法庭调查原则，经过当庭举证——当庭对证——当庭质证——当庭查证属实的法庭调查程序进行查证。证人证言中除高桂芳其中一笔与事实相符外，其他的高某的检举都没有佐证，更证实不了所谓王某收受贿赂的时间、地点、数额、原因等事实。并且，大部分证言没有当庭出示；证人一个也没有出庭；所谓的检举人行贿王某的“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以及对这些原始材料所作的“司法鉴定”一件也未当庭出示。开庭审理中，由于公诉人未能按审判长的要求出示证据，又无一证人到庭的情况下，审判长依法当庭作出了：“由于主要证据有疑，法庭将调查核实。为澄清事实，将由被告人与证人当庭对证、质证“的决定。
1998年4月13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某一案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中，由于当庭宣读的检举人高某的最新供述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及反映出了他曾作过伪证，王某在当庭提出质疑的同时，请求法庭依法调查核实，查清事实真相。并请求法庭“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为维护法院所作决定的权威，为澄清事实，请求法庭维护3月26日所作的决定。”然法庭未准。且在王某作最后陈述过程中，审判长亦要求王某“鉴于时间关系，被告人可简单陈述，庭审后可写书面材料交给法院”。庭审结束后，王某根据审判长的要求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书面材料。在对王某一案的庭审过程中，法庭3月26日依法当庭所作出的这一决定而后未执行，不仅如此，在后来给王某看的庭审记录，并非是原始记录，而是重新誊写过的，有的内容与开庭的事实不符，隐去了当时开庭审理时的一些事实，修改了审判长当庭作出的决定的内容，将当庭宣布的“由于主要证据有疑，法庭将调查核实。为澄清事实将由被告人与证人当庭对证、质证。”改为了“将由本庭、公诉人、律师询问证人”。（1998年3月26日第一次庭审的记录和4月13日第二次庭审的记录都是于5月29日才交给王某看，且审判长是6月16日签的字）。
另外，根据法院对检举人高某的判决认定，高某所犯的是单位行贿罪。所有高某贿赂的钱都是企业支出的，大部分支出都是采用白条，在白条上签个字就做帐报销了。此外，高某自己也说，他所送的钱都是企业的。高某用企业的钱行贿，企业财务理当有帐册记载，钱的来源应有帐可查，情况应当很清楚。可在整个庭审中，虽王某一再要求，然有关钱的出处的证据，始终一份未出示。在给王某钱的出处都未查实的情况下就认定王某受贿的事实，与法不符。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11条：“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第42条：“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47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通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57条：“对未到庭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的相关规定，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没有经过当庭举证、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因此，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王某一案中用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应当对王某一案进行立案再审。
四、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某的上诉未加审理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违反法律规定。
1998年7月1日王某依法向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开庭审理；请求对指控王某犯罪的所有证据与《判决书》中所列的全部证人当庭进行对证、质证，以查清事实真相；请求对王某口供的形成过程进行审查；请求对高某的历次供述的真实性及其曾作假证的情况进行审查。然上诉五个半月后得到的是：“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上诉理由不足，不予采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对王某一案上诉不开庭审理，与法不符。《^v^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第二审案件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和议庭，开庭审理。和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王某一案的审理中，对于《解释》第６１条所提到的这些事实根本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且大多问题没有查清，在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在此情况下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未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依法进一步查明上述事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未发挥二审法院的纠错功能，违背我国设立两审终审制的初衷。
（二）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审判的情况，未加调查核实就判定“审判程序合法”，与法不符。
《^v^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撤消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某市人民法院在对王某一案的审理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事实上述已经证明，在此不再赘述。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某一案未加认真审查就认定某市人民法院“审判程序合法”是没有依据的。
五、将王某收受企业的钱用于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的行为判定为受贿，与法不符。
（一）王某在担任^v^某县委书记期间，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中的确收用了企业的钱，这是事实，但是，这些钱王某都已用于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中，自己并未占为己有，王某所请（送）的对象事先都是与时任县长侯某商定的，且都是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进行的。王某当时为减少麻烦、避免矛盾、有利日常对外交往工作的开展所采取的做法确有错误，但这实不能与罪相提并论。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过程中，当事人给钱——王某收钱后公务开支——将发票交给当事人——当事人再给钱——王某再收钱、开支、交发票，这诸环节亦是前后继起的，且王某开支后的发票都已交由给王某钱的当事人。在担任某县委书记的三年里，为了县城搬迁、招商引资、搞活经济、扩大对外交往，争取和感谢省内外有关部门、客商对某县经济的支持，王某曾数十次到省内外开展公务活动，然这些活动中所开支的费用王某从未在县政府财务科报销过。（可查帐证实）王某收受企业的钱用于公务开支的行为终究只是错不是罪。将王某的这一行为认定为犯罪，实在是于法无据，难以理解。
（二）对于王某当初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过程中的开支情况，在审查中，王某曾多次口头或书面向组织上交代，并多次要求组织上对王某所说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王某当时被关押，能去核实的只能是办案人员（王某对自己这方面问题的交代最早是在1997年5月，王某所交代的是否属实，当时只要调查理应能够搞清）。况且在审查中，办案人员对王某所交代的这方面的情况，不仅详问细算，而且为去调查核实，曾多次让王某详细交代每次请客送礼的时间、地点、原由、人员、数额、物品等详情，以及每次交发票的具体情况。若调查中有证据表明王某所说非实，办案人员亦要对王某进行反复追问并加以训斥。1998年3月庭审中，法庭曾让王某陈述当时因公开支的情况，对王某的陈述法官亦无异议。但1998年6月，法院将王某的这一行为判定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认定为受贿，认为王某实际收受了行贿人的钱财后，受贿行为已经既遂，对赃款的处置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实在没有事实依据。
（三）王某不存在收受企业的贿赂、为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根本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受贿罪。
根据《^v^刑法》的规定，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分为三类：一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三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索取或收受请托人的财物而为其谋求不正当的利益的。王某在将企业的钱用于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中，所请（送）的对象事先都是与时任县长侯某商定的，都是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进行的。且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过程中，当事人给钱——王某收钱后公务开支——将发票交给当事人——当事人再给钱——王某再收钱、开支、交发票，这诸环节亦是前后继起的。在高某新近出具的证人证言中亦证实了他所有给王某的钱并不是为自己办事，而都是给他用于公务开支，他当时都给了发票的。关于某集团公司印染设备改造项目的款额，是在省政府的直接关心下，由银行根据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而解决的，与王某无关。指控王某帮助某集团公司解决资金一事，与事实不符。由于王某在上述行为中自己并未将企业的钱占为己有，没有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有索贿行为，更没有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收受回扣，因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受贿罪。
综上所述，王某没有受贿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原审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和适用证据方面存在错误。依照法律的规定，特申请再审，请求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王某。
辩护律师：武绍智。
赵春雨。
刑事再审抗诉申请书范文
申请人不服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6月2日作出的（2015）邵中刑监字第4号驳回申请通知书，现依刑诉法242条之规定，向省高法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事项：
1、撤销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邵中刑监字第4号驳回申请通知书。
2、对结案立案再审，并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事实和理由：
一、驳回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明知证据明显存在矛盾且真实性存在问题仍向法庭提交”。属证据不确定、不充分。
申请人受命办理公诉岳齐兵杀人案时依法调取两份材料，一份是公安机关抓捕岳齐兵的经过，由公安承办人书写，另一份是申请人依法向证人鲁赛芳调查取证在调查取证过程中，申请人本这客观公正的立场，没有对证人作任何的诱导和暗示，无论是对岳齐兵有利或不利的陈述，申请人都实事求是的记录，调查取证后，按照法律程序将调查笔录给证人阅读，并经其签字认可，当时调查取证的地点在邵阳市检察院公诉科办公室，并有同科室的同事李辉在场，这两份证据的证明点，是鲁赛芳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岳齐兵躲逃后的躲藏地点，公安人员根据鲁赛芳提供岳齐兵躲藏的具体地点，将其抓获。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于可能判处极刑的案子，作为公诉人有责任把案子的具体情况调查核实清楚，这是法律赋予申诉人的义务，最后这些证据是否被采信被认定是属于审判机关的事。
2、证人鲁赛芳给岳齐兵打电话的证言，是不确实，不充分，不能采信的。其理由是鲁赛芳打电话的时间没有查证，电话内容无法查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是一孤证，且存在矛盾，二、岳齐兵多次交代没有提起鲁赛芳给他打国电话，鲁赛芳的证言不能视为“自动投案情形”、因此申请人在岳案的审查报告、起诉书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始终坚持在亲友协助下，公安人员将岳抓捕，不能认定为投案自首（见审查报告、起诉书、法庭笔录）。故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明知证据”明显存在矛盾且真实性存在问题仍向法庭提交，实属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二、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没有适当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致使没有投案自首情形的被告人岳齐兵得到从轻处罚。实属认定事实有错误。
1、作为岳齐兵一案的公诉人，对岳齐兵案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伤害罪，引用《刑法》第232条，第263条，第234条，岳被公安人员抓获，不构成投案自首，请法庭依法惩处。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庭审理却认定岳齐兵犯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引用《刑法》第234条，第263条有投案自首情节，判处岳齐兵无期徒刑，是法庭审判人员改变了起诉书的定性和事实情节。（见起诉书、判决书）。
2、在该案的庭审笔录中，明确记载着申诉人做为公诉人的答辩意见是：“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从后果看，应定故意杀人，关于岳齐兵是否投案自首问题，从其未婚妻的谈话笔录看中能说是在其亲友协助下，将其抓获，而投案自首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所以申请人意见只能客观、公正的认定为在亲友的协助下，公安将岳齐兵抓获，不能认定为投案自首，并且始终坚持岳齐兵杀人、抢劫、伤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法庭依法严惩。”这份庭审笔录，客观、公正地反映了申请人作为公诉人在岳齐兵一案中所代表的立场。（见庭审笔录）。
3、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岳齐兵一按的再审和省高法的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情节，通用的法律和公诉，机关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情节和通用的法律是完全一致的。
三、“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构成徇私枉法罪，属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徇私枉法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有罪的人儿故意包庇，使他不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出枉法裁判的行为，而申请人作为岳齐兵一案的公诉人，依法对岳齐兵进行了追诉而法院也对岳齐兵做出了有罪判决，故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徇私和枉法罪的构成要件，而“驳回申请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构成徇私枉法罪，原适用法律错误。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德权2015年6月18日。
附：起诉岳齐兵一案材料一册。
再审申请书
魏崇敏，男，1959年10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现住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翠堤春晓小区19栋（暂住），联系电话13986213513，邮政编码430000。
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王晓东，职务：省长，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7号，联系电话（027）87235405，邮政编码430071。
不依法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
一、撤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xx）鄂行终286号；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xx）鄂01行初字第105号；
三、裁定由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申请人因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xx）鄂01行初字第105号，于20xx年8月22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申请人于20xx年5月11日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邮政快递形式送达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xx）鄂行终286号》。申请人对该行政裁定不服，现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予依法受理与审查。
申请人认为，根据本案证据与事实，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根据本案原审法庭调查证据与事实，原审人民法院将申请人起诉原审被告“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具体行政行为错误认定为起诉“征收土地决定”具体行政行为，并由此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所作行政裁定书中对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与适用法律错误均予以明确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撤销或变更原审人民法院的错误行政裁定。然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维持原审人民法院的错误行政裁定。显而易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没有依法开庭审理案件。
原审人民法院以申请人的行政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即原审人民法院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及相关证据未作实体审查。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所作的行政裁定书中却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及相关证据进行了实体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八十六规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开庭审理本案。然而，申请人从递交上诉状至收到二审行政裁定书，从始至终未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任何法律文书（包括向当事人送达开庭传票或询问传票）。显而易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未经法庭调查与证据质证的证据或事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行政裁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严重超期结案。
申请人于20xx年8月22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上诉状，而申请人至20xx年5月11日才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邮寄形式送达的行政裁定书。二审期间长达八个月十五天，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严重超期结案，其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
鉴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三）、（四）、（五）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xx]8号）第六十八条规定，申请人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再审本案并依法撤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xx）鄂行终286号；依法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xx）鄂01行初字第105号；依法裁定由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以上再审申请与诉求请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受理与审查并予支持为盼！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20xx年8月7日。
再审申请书
申请再审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
赵某， 男，1971年11月8日出生，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xx路xx号x号楼104室。
邮寄地址：广西南宁市xx路xx号 联系电话：138xxxxxx
委托代理人：曹 健，男，北京市百瑞（济南）
律师事务所律师 电话：186xxxxxxx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
青岛xx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地：青岛市大沙路xx号。
邮寄地址：青岛市大沙路xx号。联系电话：0532—5xxxxxx
法定代表人：岳x，董事长
申请再审人赵x因与被申请人青岛xxxx制药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6月26日作出的（20xx）青民一终字第971号民事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之规定，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1．请求撤销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青民一终字第971号民事判决书；
3．判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40755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一款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一款第（十二）项：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的，特申请再审。
1、申请事由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一）项，具体理由如下：
二审判决生效后申请人找到如下新证据：
证据1：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药品委托生产批件（编号20xxscwt005）
证据2：见生产日期为20xx年8月的复方卡托普利片、氟罗沙星片
以上证据用于证明被申请人青岛xx有限公司其片剂生产一直在正常进行，基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和依据不成立，与其在一审、二审过程中的当庭陈述存在直接矛盾，证明被申请人系故意以调动岗位为手段逼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规定。
2、申请事由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二）项，具体理由如下：
20xx年11月1日，申请人xx与被申请人青岛xx制药有限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xx从事营销岗位工作。并在合同的第二十一条约定：职工收入在第一年职工收入的基础之上每月增加六十元，以后企业将制定新的薪酬政策，在此基础之上逐步提高职工工资。同时第三十七条约定：双方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并就具体违约金计算方式进行了约定。
20xx年12月5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电话通知要求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人表示不同意，并于12月8日将申请人的实际情况和想法向被申请人做出书面报告，希望被申请人不要解除劳动合同。同时希望被申请人按照劳动合同发放工资及办理社会保险。20xx年12月21日，被申请人通知申请人24日回公司报到，重新安排工作为销售部招标员，并已于20xx年8月开始被作为待岗人员处理，实际上现在是重新上岗，须先培训一个月，以后正式上岗，月工资920元，不同意这个安排就解除合同，申请人表示对8月份的待岗决定完全不知，因此不同意签字接受公司这个安排，被申请人告知这是公司的决定，公司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同意这个待岗安排公司有权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合同，申请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安排，被申请人遂于20xx年12月底向原告下发解除合同报告书。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20xx年12月24日，被申请人在要求与申请人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未能达成协议情况下，解除了与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关系。此系被申请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认定符合事实，申请人对此无异议。然而二审法院没有查明的事实是：被申请人的行为实属变相强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
在申请人工作毫无过失的情况下，被申请人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意向被申请人拒绝后，随即对申请人工作岗位进行了调整（见青岛xx有限公司上岗通知书【20xx】 6号），调整后的岗位在客观上对于申请人来讲根本不具有可接受性，这意味着已经在广西南宁定居十几年的申请人要抛妻弃子，背井离乡前往山东青岛从事一份每个月只有488至920元的工作（该标准低于青岛市最低工资标准，而当时申请人每月底薪加提成收入在3000元左右），同时被申请人对于申请人工作岗位的调整给出的理由是公司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但并未举出任何证据，其所称公司因未得到片剂生产的gmp认证，所以无法进行片剂生产。而实际上被申请人一直在委托青岛唐恒药业有限公司进行片剂的正常生产（见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药品委托生产批件编号20xxscwt005）已达数年，并正常销售。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发生达成协议的。”单位可以无过失辞退劳动者，但本案中被申请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并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其片剂生产照常进行（ 见生产日期为20xx年8月的复方卡托普利片、氟罗沙星片），公司业绩也一直十分不错，劳动合同完全可以继续履行，被申请人并无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或者企业经营陷入困难，仅限于书面或口头答辩。被申请人以调整申请人无法接受的工作岗位为手段逼迫劳动者与其解除无固定期限合同，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对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保护原则，主观恶意十分明显，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应当相应的承担违约责任。
3、申请事由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六）项，具体理由如下：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本案中被申请人首先主动提出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举证责任应该属于被申请人一方，而本案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按照劳动合同中第37条的约定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违约金，但未提出相关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有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故其上述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申请人认为本案申请人只能就被申请人单方面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事实提供证据，对于证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应适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要求申请人提出相关证据的判定与法律规定不符，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申请人认为一、二审法院均适用法律错误。
4、申请事由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十二）项，具体理由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在本案仲裁庭审过程中，申请人受仲裁员误导放弃了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诉求，一审过程中再次增加了经济补偿金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中明确载明了原告诉称：原告认为被告的上岗安排不仅是对原劳动合同的修改，也违反了劳动法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规定，被告如果这样解除劳动合同，是被告的单方违约行为，必须报销差旅费，支付所欠工资奖金，支付劳动合同违约金和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以判决第五项：“驳回原告赵x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了申请人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鉴于赵宇未就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本案不予受理。该认定明显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虽然申请人赵x在劳动仲裁过程中放弃了经济赔偿金的诉求，但因不服仲裁裁决结果在一审法院诉讼过程中是可以就经济补偿金继续主张诉讼请求的，二审法院疏忽了一审法院判决第五项，没有对经济补偿金诉求进行处理。
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主张的无过失性辞退行为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款、第四十条规定完全符合经济赔偿金的给付情形。经济补偿金是对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面临失业的经济补助，属于典型的法定补偿金，二审法院对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提出的经济补偿金诉讼请求置之不理，属于严重显失公平。
综上所述，申请人赵x目前已经失业，家庭经济情况十分困难，作为一名下岗职工，一名十岁孩子的父亲，恳请贵院在进一步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再审改判，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伸张公平正义，切实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xxx
20xx年x月xx日
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原判被告、终审上诉人）：李介有，男，×岁，汉族，农民。住内蒙扎兰屯市中和镇库堤河村；邮寄地址——。
被申请人（原判原告、被上诉人）：吴再富，男，×岁，满族，村长；邮寄地址：扎兰屯市中和镇库堤河村二街。
第三人：荆树贵，男，×岁，汉族，干部，住中和镇库堤河村一街。
申请事由：
再审申请人因债务纠纷一案，不服呼盟中级法院在内蒙高级法院裁定指令再审情形下，做出驳回再审请求的判决；理由如下：
1、民案原判，定性不准，实体错误！违背基本事实和法律。
2、民案终审，违背法定程序，对上诉案件不审不问维持原判。
3、民案再审，无视案件性质，覆辙原判错误，做出驳回再审诉求。
本案三审判决的错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1项、2项、3项、4项、6项、10项、11项规定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据是伪造、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力的、原判决遗漏以及第二款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应当再审的事由。
请求事项：
1、撤销两级法院初、终、再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求；判令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2、判令被申请人给付拖欠款（原判遗漏）×元。
3、被申请人的诉求属于恶意，应于惩罚，判令由此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车旅误工等）赔偿人民币×元。
纠纷事实：
申请人与银行约定是70平米土瓦结构房。签定《抵押合同书》、《卖房契约》。被申请人购买后，索要115平米临街的砖瓦结构住宅房；不顾民事行为主体和约定标的，诉求法院判给该房。
民案原判：
故意违背基本事实和法律用债务曲解立案、规避约定审理、做出与约定相悖的判决：被告给原告倒出临街的土瓦结构房。
1、证据足以推翻原判：《抵押合同书》、《卖房契约》、《还款凭证》、房屋照片，是确定纠纷事实、案件性质、约定标的、民事行为主体的关键证据；法院原判未予认证质证！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规定情形。
2、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的事实是伪造的，没有质证。
纠纷源之房产抵押买卖；认定债务纠纷，没有证据证明。
署名潘振林、标明63平米土草房的《房照》，来路不明；村委会代签的日期是在此房出卖并且建成砖瓦结构房之后，是废弃无效证件；不具证明力。做定案依据未质证。
如此审判错误，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的2、3、4项规定情形“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以及“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3、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房产抵押买卖纠纷用《民法通则》债权条款判决，明显与纠纷性质不符。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第6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规定情形。
4、原判决遗漏：庭审时，被告反诉原告欠款事项没有认证。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第12项“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的”规定情形。
民案终审：
对上诉案件，不审不问判决维持，违背《民诉法》第152条“对上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询问当事人”的法定程序。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二款“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和第179条一款10项“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力的”规定情形。
民案再终审：
对确定纠纷事实、案件性质、约定标的、民事行为主体，足以推翻原判的关键证据仍不质证认证；覆辙原判错误，主观臆断做出驳回再审诉求的判决。
综上所述：
两级法院，对债务案的“两审一再”的审判，是在故意违背房产抵押买卖基本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情形下做出错误判决的。
被申请人，违背依法诉权，恶意诉求；本诉与本诉之外均没有证据证明！是以非常手段干扰破坏司法公正，陷无辜的申请人于诉讼中；蒙受人生各方面的惨重损害与精神折磨。由此造成的侵害必须赔偿。
恶意诉讼，祸国殃民法理不容！为有效制裁和遏制民事恶意行为，彰显正义维护法律尊严；故此依法诉求。
此致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因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对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6月29日作出的（20xx）渝二中法民终字第386号民事判决书不服，提出再审申请。
请求事项：
1、请求依法再审，纠正原判不当。
2、请求依法撤销（20xx）渝二中法民终字386号民事判决
事实及理由：
二审判决置一审所查明的事实不顾，错误认定事实。
二审判决在对一审判决所查实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的基础上，在本院审理认为又作出“曾国明按照惯例雇请驾驶员陈天军”错误认定，该判决在随后的认为中“至于曾国明与驾驶员陈天军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事案不作调整”，申请人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上前后矛盾。对此，申请人不服这一认定。因为申请人与陈天军根本不是雇请关系，只能是“运输合同关系”。
一、二审法院在事实上认定运输合同已经终结错误，因为交付是在货主库房清点后，方才履行完毕。虽说卸货属于货主的义务，但卸货时陈天军的作为承运人仍然有安全保障的义务。
就一审、二审已经查明认定的事实是“由于车厢板无法打开，被告陈天军使用一木棒到车上去撬车厢板，贺永常与卢云贵等人用手将车厢板撑住，防止车厢板突然打开与车身撞击受损”这一行为，一是属于陈天军本人应尽义务；二是为了陈天军的财产利益。
陈天军直接致人损害的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况且原告已经将陈天军以侵权之诉为被告起诉，二审法院在人民法院未尽释明义务，应当告知原告作出选择，在未告之原告的情况下，对侵权之诉，不予调整是错误。
综上所述，二审错误认定事实，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为此申请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
此呈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原判被告、终审上诉人)：李x，男，x岁，汉族，农民。住址：。;邮寄地址—。
被申请人(原判原告、被上诉人)：吴x，男，x岁，满族，村长;邮寄地址：。
第三人：荆x，男，x岁，汉族，干部，住址。
再审申请人因债务纠纷一案，不服呼盟中级法院在内蒙高级法院裁定指令再审情形下，做出驳回再审请求的判决;理由如下：
1、民案原判，定性不准，实体错误!违背基本事实和法律。
2、民案终审，违背法定程序，对上诉案件不审不问维持原判。
3、民案再审，无视案件性质，覆辙原判错误，做出驳回再审诉求。
本案三审判决的错误，贴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1项、2项、3项、4项、6项、10项、11项规定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据是伪造、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力的、原判决遗漏以及第二款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应当再审的事由。
请求事项：
1、撤销两级法院初、终、再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求;判令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2、判令被申请人给付拖欠款(原判遗漏)x元。
3、被申请人的诉求属于恶意，应于惩罚，判令由此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车旅误工等)赔偿人民币x元。
纠纷事实：
申请人与银行约定是70平米土瓦结构房。签定《抵押合同书》、《卖房契约》。被申请人购买后，索要115平米临街的砖瓦结构住宅房;不顾民事行为主体和约定标的，诉求法院判给该房。
民案原判：
故意违背基本事实和法律用债务曲解立案、规避约定审理、做出与约定相悖的判决：被告给原告倒出临街的土瓦结构房。
1、证据足以推翻原判：《抵押合同书》、《卖房契约》、《还款凭证》、房屋照片，是确定纠纷事实、案件性质、约定标的、民事行为主体的关键证据;法院原判未予认证质证!贴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规定情形。
2、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的事实是伪造的，没有质证。
纠纷源之房产抵押买卖;认定债务纠纷，没有证据证明。
署名潘振林、标明63平米土草房的《房照》，来路不明;村委会代签的日期是在此房出卖并且建成砖瓦结构房之后，是废弃无效证件;不具证明力。做定案依据未质证。
如此审判错误，贴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的2、3、4项规定情形“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以及“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3、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房产抵押买卖纠纷用《民法通则》债权条款判决，明显与纠纷性质不符。贴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第6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规定情形。
4、原判决遗漏：庭审时，被告反诉原告欠款事项没有认证。贴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第12项“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的”规定情形。
民案终审：
对上诉案件，不审不问判决维持，违背《民诉法》第152条“对上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询问当事人”的法定程序。贴合《民诉法》第179条二款“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和第179条一款10项“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力的”规定情形。
民案再终审：
对确定纠纷事实、案件性质、约定标的、民事行为主体，足以推翻原判的关键证据仍不质证认证;覆辙原判错误，主观臆断做出驳回再审诉求的判决。
综上所述：
两级法院，对债务案的“两审一再”的审判，是在故意违背房产抵押买卖基本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情形下做出错误判决的。
被申请人，违背依法诉权，恶意诉求;本诉与本诉之外均没有证据证明!是以十分手段干扰破坏司法公正，陷无辜的申请人于诉讼中;蒙受人生各方面的惨重损害与精神折磨。由此造成的侵害务必赔偿。
恶意诉讼，祸国殃民法理不容!为有效制裁和遏制民事恶意行为，彰显正义维护法律尊严;故此依法诉求。
此致
敬礼!
xxx。
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住所地：法定代表人：
申请撤回（）京仲案字第号仲裁案。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于__年__月__日向贵委提交与被申请人公司的仲裁申请书，业经贵委立案受理。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达成和解，特申请撤回（）京仲案字第号仲裁。
此致北京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
__年__月__日。
再审申请书
xx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原告)诉申请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重庆市xx市人民法院缺席审理，作出永民初字第xx号审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已进入执行程序。贵院依据永民执第xxx号裁定书对申请人的银行存款采取了冻结、划拨措施，申请人认为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提出异议。
一、裁定中止执行(20xx)永民执第xxx号裁定书；
二、暂缓将已划扣的申请人资金给付原告，以免造成申请人损失无法追回；
三、解封申请人已被冻结账号，以免扩大申请人的损失。
20xx年，申请人的银行账户被采取了查封、冻结措施，部分款项被扣划，对申请人财产及声誉造成了极大损害。经到贵院了解，方知xx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申请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贵院缺席审理，作出(20xx)永民初字第1683号审判决书，已进入执行程序，对此申请人深感愤慨，对该生效判决，提出异议与理由如下：
一、申请人从未向原告借过任何款项，申请人对于原告及向原告借款4万元之事也一无所知。从xx年12月9日(原告称申请人借款时间)至20xx年10月19日(原告发催款通知书时间)，多年来原告也未曾电告、函告或来人索要借款，申请人亦从未收到过原告的催款通知或其它书面文件。
二、申请人从未接到贵院关于本案件的诉讼文书及通知，对本案件的诉讼程序进展亦一无所知，法院在申请人没有收到任何诉讼文书和通知的情况下径直缺席判决是草率且错误的。
申请人多年来一直在xx市胜利路08x1x3居住，我的家人和孩子也在此居住，原告的诉讼期间亦没有离开过。原告、法院只要意欲与申请人取得联系，则能通过多种途径获取通讯方式及地址；如果法院能尽通知义务，申请人没有理由会对借款一事乃至诉讼一事一无所知。法院只凭借原告询问笔录中申请人下落不明一句话，就依此判决，有违法律的严谨、权威，明显轻率和不负责任。
三、申请人从没有向原告借款，申请人也从未委托过他人代理申请人向原告有借贷的行为。
申请人从法院复印了相关资料后，经过仔细辨认，申请人没有在借款申请书、抵押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借款借据等文书上签字，这些文书上的签名系他人仿冒本人名字签署的，同时，申请人也没有委托过任何人向原告借款。依此申请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还款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作出申请人还款的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原告用于证明与申请人之“借款关系”的'借款申请书、抵押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借款借据等文书，不应作为裁判依据。原告提交上述证据中本人签名系他人伪造。故，在未经核实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未尽通知义务径直缺席判决是违背常理及法律的。
五、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借款时间是19xx年12月9日至19xx年12月7日，那么，申请人应当在20xx年12月7日前向申请人(即使不是申请人借款)进行催款或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原告直到20xx年10月19日向申请人发出催款通知书，在20xx年6月8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诉讼早过时效4年之久，法院任然在申请人没有接到通知的情况下作出原告胜诉的判决，是错误的。
综上，申请人认为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特申请贵院中止执行，以便查清事实，以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此致
xx市人民法院。
20xx年x月x日。
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xx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信用社)。住所地：x省xx市号。
法定代表人：周;职务，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xx市医药大厦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住所地：x省xx市号。
法定代表人：刘;职务，经理。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xx市家电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住所地：x省xx市号。
法定代表人：李;职务，董事长。
一审被告：马，男，x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山东粮食局职工，住山东省xx市文汇路4号。
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名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依法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鲁民一终字第2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按照无效合同的法律规定依法改判再审被申请人xx公司向再审申请人返还涉案房产，并按照市场价格向再审申请人xx公司支付占用期间的租金。
二、判令由再审被申请人xx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再审申请人xx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再审申请人xx市医药大厦药业有限公司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鲁民一终字第252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申请再审法定事由如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申请再审具体事实、理由：
申请再审理由一：一审、二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一审判决书第6页上出现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于x年2月20日书面承诺，如不能确认涉案房地产抵押无效，同意依据担保法解释第67条规定，按所购房地产在抵押财产中所占比例替代xx公司支付该公司在xx市岗山信用社借款”。一审判决并由此在判决书第7页认为“原告明确表示如不能确认涉案房地产抵押无效，则同意代被告xx公司偿还欠第三人的相应贷款以消灭抵押权，即行使法定的涤除权。……原告作为抵押房产的买受人要求行使涤除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33号第47条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然而，一审法院于x年1月8日立案，x年2月18日组织“证据交换”，x年2月21日第一次开庭审理，x年7月29日第二次开庭审理，直到x年7月2日送达一审判决书，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从未对所谓的原告“承诺”进行过质证，更何况根据法释【】33号第3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责任期限届满”，所谓的原告“承诺”根本不能作为判案依据予以采纳。
因此，一审判决违背“证据规定”，再审申请人xx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再审申请人xx市医药大厦药业有限公司皆据此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依法应当按照“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规定处理。但二审法院并未对此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予以审查和审理，二审法院更没有组织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未组织质证的证据进行质证。
故，一审、二审判决均违背法律的程序性规定，再审申请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恳请最高人民法院准予再审。
申请再审理由二：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
既然，一审、二审判决，均认定涉案的五份合同全部为“无效合同”，那么，关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合同法》有着明确的规定——返还、补偿、赔偿。除此之外，依法没有其他的处理方法。法院审理本案应当“优先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但一审、二审判决均适用了《担保法》第49条，《担保法解释》第67条第一款、第71条第二款的规定。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最密切联系”等原则，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2、56、58、84、86、88、89条的规定，而不应适用担保法的司法解释。
一审、二审适用《担保法解释》第67条的规定，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担保法解释》第67条规定：“……;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使抵押权消灭。……”依据该规定，只有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才享有所谓的“涤除权”，而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xx公司在一审、二审中并未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且至今也没有取得。第二，上述规定的适用存在逻辑前提，即抵押权人同意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而在本案中，抵押权人即再审申请人xx市信用社并不同意，而且是明确反对!再审申请人xx市信用社在一审过程中，和上诉状中都已经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但一审、二审判决置抵押权人的合法诉讼请求于不顾，错误适用法律，枉法裁判!
因此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枉法裁判，再审申请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恳请最高人民法院准予再审。
申请再审理由三、一审、二审判决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的规定。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xx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是：1、依法判令被告xx公司将合同所约定的楼房2246.51平方米、平房120平方米、土地1798.12平方米的产权过户登记到原告名下;2、依法判令被告xx公司向原告支付逾期交付房地产违约金576300元(从x年5月27日计算到x年9月20日);3、依法判令被告马向原告返还所取得的不当得利83万元;向原告支付逾期转让合同条款的违约金4328900元(从x年8月2日计算到x年8月12日);4、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该上述4项“诉讼请求”在一审判决书中亦没有任何变更。
再审被申请人xx公司(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未上诉。
再审申请人信用社(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双方的买卖协议无效(但，一审判决书将“买卖协议”错误打印成“抵押协议”，且二审未对一审的这一涉及案件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内容的重要错误进行审理、更正!)。
再审申请人信用社(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的二审“上诉请求”是：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判决上诉人(第三人)对抵押的房地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审被告xx公司支付支付贷款本息或由被上诉人xx公司代为清偿“全部贷款本息”。
一审程序中两被告均未提出反诉。
一审被告马未上诉。
显然，按照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二审应当针对并围绕“诉讼请求”、“上诉请求”的“范围”和“内容”进行审理，然后依法做出裁判。
然而，一审的“裁判结果”却是：一、原告xx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代被告xx公司向第三人信用社支付贷款本金2933520元。二、被告xx公司于原告代偿贷款后一个月内将本案所涉的楼房(医药大厦大门中心线以西以上1-5层楼房建筑面积2246.51平方米)的所有权及相应的1789.1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过户到原告xx公司名下。三、原告xx公司于上述房地产过户登记办理完毕后十日内向被告xx公司支付下余的购买款666480元。四、驳回原告xx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对照一下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xx公司和再审申请人信用社(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难看出，一审第三人并未请求“原告代偿”一审原告也未请求“代偿”。这也就是说，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xx公司在一审中并没有为“顺利”、“合法”取得“所有权”铺平道路;并且再审申请人信用社也没有同意由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xx公司代为“部分清偿”，这样xx公司也就丧失了“涤除权”的适用前提。
故，一审判决系“超出诉讼请求”的判决，二审法院依法应当审查、纠正。然而，二审却没有认真履行法律所赋予的“法定职责”，而是仅仅围绕一审法院的“裁判理由”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对一审没有“论述到位”的部分，进行“润色”、“加工”，从而使一审判决表面看起来“合情合理”。二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xx公司和再审申请人信用社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表现得“很无奈”，不好论述、不好分析，更不好“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裁判的理由和结果”(法释【】33号第64条)，只能以“理由没有依据”，一言以蔽之!并最终以“原判决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无不妥之处”，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总之，一审、二审法院均没有严格依法审理本案，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再审申请人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恳请最高人民法院准予再审。
综上所述，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超出诉讼请求。故，再审申请人山东省xx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再审申请人山东省xx市医药大厦药业有限公司请求贵院依法纠正一审、二审的错误判决，依法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x年三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