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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文言文选文在语文教材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历次教材改革中，教材编写者也都会特别注重对文言文选文的选编。2016年秋季入学之初，部编本语文教材取代原来的人教版，成为全国统编教材并投入使用,教材中文言文选文有大幅度调整。本文将就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选编进行研究，以探讨其新变化，并针对选编提出相应建议。
部编本；语文教材；文言文
笔者对部编本七年级上下册语文教科书涉及的选文进行了如下统计整理。
（一）选文数量。2016年版“部编本”七年级《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分上、下两册，每册有24篇课文，共有48篇课文选入，其中文言文课文12篇（上下册各6篇），占总篇目的25%。课外文言文选文部分，旧教材中课外古诗词背诵每册有10篇，一个年级下来要求学生能够背20篇，部编本教材变为每册8篇，七年级两册书总共是16篇。
（二）选文的作者及年代。选文年代方面，唐代有17篇，宋代10篇，三国有2篇，元代有1篇，南朝2篇，清代4篇。作者身份包括诗人、军事家、政治家、幕僚等，均是所处时代的佼佼者。其中一些作家有两篇或两篇以上文章被选入语文教材，如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各有3首，刘禹锡、岑参各有2首。此外，作家部分还值得关注的是本年级段教材中文言文作者性别均为男性。
（三）选文编排。2001年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课内古代诗歌是0篇，上册是4篇，这一比较中，可看出当时上下册的古代诗歌安排是不均衡的，部编本教材上册是4首，下册是5首，不仅在上下册之间取得了平衡，也体现了一个学习的渐进性，从4首到5首，对学生的要求在螺旋式上升。
（一）选文反思及建议。通过分析，笔者发现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能够较为广泛地吸纳中国文化精髓，总体而言，在文言文作品年代的选择上做到了考虑时代特质、作品价值，但是在传统文化的体现上还略显不足，存在“厚今薄古”的嫌疑。上下两册教材中均没有选入“先秦两汉”文学，似是有“除了唐宋，别无其他”的论断，固然，唐宋文学是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期，但其他年代的作品对于学生了解文学的演变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且其他时代的作品也不一定比唐宋作品差。此外，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文言文作品选文作者的性别都为男性，时代进步了，男女平等，同样教材也应该更新观念，选入一些优秀女作家的作品对于提升女学生的自信心以及潜意识里渗透男女平等观念是不错的选择，目前选文作家出现的性别失衡是一个亟待改善的问题。建议：警惕选文的“唐宋中心”，时空范围的扩大化。语文教材文言文选文必须能站在全局的视野去布局。七年级部编本语文教材中“先秦两汉”文学还是空白，扩大选文的时代分布范围对学生了解各个时期文学作品的特点，对中国文学发展史形成系统的认识都有重要作用。因此在以唐宋为主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增加比之唐宋稍早朝代的作品，特别是作为东方文学之滥觞的高峰时段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作品。反对作品“男性化”，作家性别均衡化。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文言文的选文作者均为男性，这与封建时代女性地位低下不无关系，但是在古代文学史中仍有少量优秀的女诗人卓卓闪耀，如李清照、蔡文姬、鱼玄机、薛涛等，虽女作家数量比不得男作家，但女作家的作品从某些方面而言不比男作家差，因此可以选取适量女作家作品补充进来。（二）编排反思及建议。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根据单元主题的需要，将文言文作品分散地穿插编排在其他作品中（除诗歌单元外）。通过文言文作品编排顺序、课程安排和练习编排的分析来看，穿插编排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足。穿插编排，会造成一种误读，即文言文作品的编排只是为单元主题服务，而忽略了文言文作品的特殊性。文言文作品的编排缺乏系统性，学生对文言文作品的认识就是零散的、片面的，学生也难以真正体会到文言文作品的更深意蕴。建议：按照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顺序进行编排。这种编排方式不仅有利于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系统认识，更有助于学生全面建构关于古代文学以及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框架。同时也可选定特定主题进行编排，或者按照特定的时间、内容主旨、文化意趣、文体、题材、流派和文学思潮进行编排。
[1]温儒敏.“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色与使用建议[j].课程教材教法，20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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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随着中等职业教育形势的发展，中职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有了很大的变化，选文更加贴近中职学生现实的生活，未来的岗位需求，彰显职业特点。中职语文教材选文打破了语文教材封闭化和凝固化的模式，选取了很多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优秀作品。
生活化的语文教学尽量寻找教学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的最佳结合点，充分挖掘其与学生日常生活的联系，使教学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体验间建立联系，使教学内容能较快地纳入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达到真正的理解，最终能将所学运用于生活。然而学生学习的载体是语文教材，所以语文教材必须面向生活化进行教材改革。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一些看法。
中职学校培养的是能够顺应时代潮流、领略时代精神、把握时代的观念的一代新人。所以中职语文教材需要编入一定数量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中职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反映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的篇章，这些文章非常贴近学生的生活，是实现他们的生命活动、心灵活动的载体。如《摇滚情缘》、《十八岁和其他》、《互联网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从卖灯泡做起》；还有很多选文是反映职场经历的文章，是记叙文，因其真实可感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源自职业的温情》、《选对池塘钓大鱼》、《爱上你的工作》、《带上三句话上路》、《成功离你有多远》、《万能的求职方法》等；还有展示职业生活的丰富与深度、展示职业精神的文章。这种文章一般叙议结合，启人深思。如《新时代的工人许振超》、《爱上你的工作》、《邮差弗雷德》等。这些贴近学生生活的作品，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时代精神，能与学生产生共鸣，从而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语文。
在中职阶段学生要了解、认识相关行业的信息，对将来毕业走向社会、走向不同的专业、行业领域和就业岗位大有裨益。生活化的中职语文教材服务于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语文教材的选文适当的反映专业领域、行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从而使语文教学与各专业的知识与技能互相衔接，使语文能力培养与专业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这方面的内容因为紧贴学生的专业生活、行业动态，使之成为学生认识专业领域和行业信息的文本。
如2009年人教版中职语文国规新教材，其中有许多选文涉及到各种行业领域，教材有专门一章是行业扫描，放眼世上“三百六十行”，审视行业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品味行业的姿态、品格和精神，从而进一步确定最适合学生的职业和岗位。《百年时尚话汽车》涉及交通运输行业，回顾汽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让学生品读了汽车文化；《移动的倾诉》讲述信息时代手机的发展变迁，引发了人们对于手机折射出的多棱生活和深刻思考；《internet改变世界》反映了互联网领域的巨大变革，对互联网出现后人们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转变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探索；《中国建筑的特征》通过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九大特征，建筑学的文法理论和世界各民族建筑的可译性问题等。这些反映行业历史或动态的选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某个行业的概况，能激发不同专业的中职学生对于本行业领域的兴趣和语文学习的兴趣，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职场是成功者攀登高峰的平台，是有志者展现自我的舞台。学生多年的所学都是为了最后走上职场，回报社会。站在职场起点，学生要从各方面为职场生涯做好准备。所以，语文教材内容应接近职场生活和社会实际。教材选择一些能够深刻反映职场生活和社会内涵的文章。
中职学生通过语文学习的方式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形成某种感性或理性的认识，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人教版《走向社会》是一篇教子箴言，作者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深刻地人生感悟浓缩到这一篇短文之中，以肺腑之言告诉女儿，如何用坚强、智慧、爱与欢笑去面对即将步入的多彩“社会”。《源自职业的温情》一文作者紧紧抓住“职场的温情”，从熟悉至极的工作环境说起，抒写了置身其中的悲欢哀乐，以及职场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从物质层面上说，职场是生活的保障；从精神层面说，职场既有付出也有收获，关键在于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找到合适的位置。《同事》一文列举了同事间的几种类型，分析各色同事的不同表现，说明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这些对于即将走向职场的中职生来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职语文教材理应承担阐释人性之美的价值取向，积极引导中职学生通过理解课文主人公人性美好的品质，进入对人类心理乃至人性的洞察，帮助中职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具有重大意义。
中职语文教材中有不少阐释人性美的经典文章，如中职语文教材中选用一些阐释人性美的文章，如谈歌的《绝品》，这篇文章中的刘三爷、常先生和王商人的为人，堪称是人中绝品，三个人身上体现出人性美的光辉，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种文化的流传，更是一种精神的流传；欧亨利在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当中塑造了贝尔曼这位舍己救人的老画家形象。最后一片藤叶是老贝尔曼用生命换来的，也正是这片由老贝尔曼生命凝结的叶子激起了琼珊对生的渴望。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丝温情，这里闪烁着人性最美的光辉。学生通过分析寻找人物身上闪耀的人格魅力，起到美化学生心灵的作用。
中职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满足生产第一线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那么企业理念、企业文化及相应的价值观在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就应该与之进行近距离的接触，从而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就业独立思考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企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使其能更好的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这就需要将企业优秀文化合理的融人到语文教材中。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慢慢沉淀下来的具有自身特性的价值体系、信念、行为准则等等。
所有的企业文化中都有这样的元素：责任、敬业、奉献、沟通、诚信、服从……，这些元素在中职语文教材中找到相应的事件素材和相匹配的人物。如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就体现了一种高尚的职业精神境界；美国作家马克·桑布恩《邮差弗雷德》，学生通过学习，领悟到了一个相貌普通的邮递员，真诚地为顾客提供人性化的超值服务，实现了由平凡到杰出的跨越，这体现了一种敬业奉献的精神；中国石化的《员工守则》等被选入劳动版教材，学生通过对员工守则的学习，端正工作态度，懂得只有认真工作、热爱工作，才会有好的工作业绩，就会得到企业的赏识。
总之，中职语文教材改革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语文课要为专业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服务，语文教材必须贴近学生生活，及时更新和开发学生生活相关的教学内容、教学资源。编写生活化的中职语文教材，实现多元化格局的语文教材内容，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教学需要。
[1]杜红.中学语文教材改革刍议[j].中国职业技术学校，2003，（22）.
[3]成海涛.论职业技术教育的语文课程及教材建设[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8）.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语文教材精选了部分课本剧，这些课本剧以新颖的文体样式，为学生展现了历史故事。学生学习这样的文本，可以通过阅读提示语，认识格式；通过梳理故事，探究情节；通过品词析句，感悟语言；通过表演，活化课文。
语文教学；课本剧；提示语；情节；语言；表演。
课本剧的外在表现形式和一般的文本不同，它以人物对话为主要内容，当时的环境，人物的关系、活动，都以提示的方式进行展现。人物的语言、举动、神态的描写，经由小括号中的提示语来揭示。阅读课本剧时，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这种文体的样式特点，帮助学生积累文体知识，丰富文体视野。如在教学《公仪休拒收礼物》一文时，教师可先让学生认识什么是“独幕剧”，并知道课文的体裁是剧本，只有一幕，是简单的独幕剧。接着让学生自读课文，思考：这篇课文和以前学过的课文有什么不同？学生经过阅读会发现课本剧的特别之处，比如开头列出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主体部分是人物的对话，另外还有中括号和小括号中提示的内容。对于中括号和小括号中的提示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初步感知：中括号和小括号中提示的都是什么内容？学生通过再读就会知道，中括号提示的内容是人物的活动以及剧情的发展，小括号提示的内容是人物的动作、神态等。接着，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括号中的提示语可不可以不写？学生通过认真思考认识到提示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提示语，仅仅是人物的对话，就不知道剧情是如何发展的，人物在对话时是怎样的心理和情感。这样的教学，从文体的外在形式入手，让学生明白了课本剧的表达特点，为进一步阅读做好了铺垫，同时，也让这种文体的样式特点深深地印在学生的脑海里，为后续的课本剧学习奠定了基础。
故事是以情节见长的，特别是课本剧是适合表演的，其情节也是曲折多变的。独幕剧虽然剧情简单，但也具有一定的情节发展和戏剧冲突。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梳理故事，探究故事情节。如教学《公仪休拒收礼物》时，在学生了解文体样式特点的基础上，教师再让学生阅读课文，从人物对话中弄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对故事的情节进行梳理。学生经过探究，梳理的故事情节是：喜欢吃鱼———管家送鱼———拒收礼物。这就是剧本的矛盾冲突，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冲突，才让课本剧充满了吸引力，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这是比较简单的课本剧，学生容易理清故事的情节，对于比较复杂的课本剧比如《负荆请罪》《半截蜡烛》等，教师更应引导学生梳理故事情节，让学生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体会剧本的表达艺术。这会对学生的写作有所启发，让学生懂得要写好一个故事，必须注重对故事情节的设置，要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课本剧除了具有特殊的文体教学价值外，还具有一般文体的语文价值。因此，品词析句，学习语言，感悟语言的内蕴应是教学的着力点。课本剧作为以人物对话为主的语言表达形式，品味人物的语言、理解语言意味以及言外之意，是教学的重点所在。例如，《公仪休拒收礼物》以公仪休的语言为核心，理解上的难点不多，集中在“现在我一闻到鱼的腥味就要呕吐”这句话，以及他谈吃鱼的那段话。既然公仪休那么喜欢吃鱼，为什么又说闻到鱼的腥味就要呕吐呢？为什么因为喜欢吃鱼，才不能收人家的鱼呢？学生在对这些语言进行反复的品味中，公仪休的言外之意，语言智慧，清正廉洁的形象等，都在语言的涵咏中得到了挖掘。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对公仪休谈吃鱼那段话的理解，教师可在学生读懂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管家的视角进行迁移：假如管家听到了公仪休说的这段话，回去会怎样跟自己的主人说呢？这样，学生可以对这段话进行转述式的内化表达，从而加深对人物语言的理解。
喜好表演和游戏是学生的天性，课本剧的学习也恰恰吻合了学生的这一天性。学习完课本剧，如果不去演一演，就是一种缺憾。所以，教师应及时组织学生进行表演，让学生在兴味盎然的表演中，穿越千年的时空，再现故事的情境，走进人物的内心，去享受语文学习的快乐。如学完《公仪休拒收礼物》后，教师可安排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表演。小组同学要对如何表演进行讨论，形成统一的认识。表演前，要对故事内容熟练掌握，把人物说了什么，有怎样的表情、心理，都要弄清楚。表演时，学生要进入故事情境，可以以课文的内容为主，也可以适当地进行创编，但要合情合理，不能太过随意。
总之，课本剧教学还有其他的路径可循，只要教师立足课本剧的文体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就一定能挖掘出课本剧教学的最大功用，为学生的语文学习奠定基础，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1]朱雅婷.课本剧,语文课堂的一朵奇葩——浅谈小学语文课本剧的编演[j].江西教育,2016(10).
[2]杨凝芳.浅谈语文课堂中的课本剧表演[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4(16).
中职教学管理中汉语言文学教学研究论文
高等师范教育作为教育的独特领域，所培养的是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与技能的卓越教育人才。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未来公民，关键在于教育人才，“人才强教”战略已成为许多教育者的共识。而师范院校是教育人才孕育的摇篮，也是未来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教师培育的重要场域。教育最本质的目标导向就是塑造人，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价值内核。师范院校本科大学生主要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担负着塑造未成年人群体成为未来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导师角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教育的目标性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核心理念是相通与一致的。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性，该学科对学生主体发展具有最为直接、强大的影响力。本文将以汉语言文学卓越教育人才的培养作为切入口，论述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卓越教育人才培养的内在关联性。
一、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念与文学的力量。
尽管素质教育在中国已实施多年，但对何谓“素质”，“素质教育”的落脚点何在，依然是个回答未尽的问题。而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学说或许正是对素质教育本质的最好注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包括智力和体力的发展，还包括人的个性彻底解放，人的志趣、思想、道德、审美等精神层面的自由发展。[1]教育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让人从不完全人变成为一个社会关系的完全人，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来看，他赋予“发展”含义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基本点：一个是个人能力或才能的发展，另一个是人们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二者的共同基础都是人的实践活动。概括而言，“发展”既包含能力，又包含“社会关系”，所谓能力是指人的潜能素质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的觉醒，外化（对象化）和伸展所形成的人的本质力量。[2]人的潜能素质是沉睡的一股自然性力量，它并不是自然显现的，形成为能力必须经过后天的开发和挖掘，而后天开发的唯一途径在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就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之一，对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而言还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形式。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性，该学科对学生主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具有最为直接、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师范院校必须明确汉语言文学教育人才的培养方向，才能实现未来所任教的学生主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
随着社会转型发展，各种良莠不齐的思潮对处于成长期学生的浸润与侵袭，客观上要求基础教育学科教师必须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与灵活多变的应对能力，才能担当起人格处于形成期学生的人生引领者角色。各个学科的教育人才均需以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为指导，突破学科知识的局限与工具理性的束缚，实现学生精神的全面成长与进步。尤其汉语言文学学科教师，可以充分运用文学的力量实现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与感化。
夏丏尊在《文学的力量》一文中指出，“文学有力量是事实，在几千年前，我们中国就知道拿文学来做移风易俗、改革社会的工具”。他进一步指出，《黑奴吁天录》一书使黑奴得到解放，青年人读《少年维特的烦恼》有因而自杀者，因此必须明确三点：第一，文学的力量从何而来；第二，文学力量的特点；第三，文学对于读者发生力量需要什么条件。[3]我们逐一展开来说，首先文学的力量来自于“具象”、情绪，鲁迅《阿q正传》假了名叫阿q的人，就把中国人胆子小、爱面子、爱虚荣这些人性的劣根性写尽了。其次文学的力量是感染的力量，教训的力量是带有强迫性的，文学的力量是没有强迫性的。文学是润物细无声的感化，这种力量看似绵软却极具渗透力，能够触碰与震撼人的心灵。最后是文學对读者发生力量的条件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共鸣，共鸣于学生而言具有个体差异，若要产生群体性的文学共鸣效应，一位成功的语文教师在文学世界的引领是必不可少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人才必须具备深厚而扎实的文学功底，才能充分运用文学的力量完成对学生主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打造。
二、主体全面发展：基于生命和谐性的母语教育。
语文教育作为母语教育，承担着美育、德育与智育的人生发展的多重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举重若轻的作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形式是和谐发展，身心高度一致的生命和谐性，基于生命教育的语文教育是所有基础教育阶段学科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形式。
近年，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浪潮中，关于卓越教师的探讨较多聚焦停留于教学技术层面，而忽略了教育的本质在塑造人，忽略了学生全面发展这一基本的教育核心。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指人的才能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审美、思想、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的社会化程度。真正的教育改革须从施教者接受师范教育时开始。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作为培养未来语文教育人才的重要专业，起着塑造学生人格、引航人生道路的重要作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起点在基础教育阶段，只有师范院校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卓越教育人才，才能最终落实基础教育阶段对培养全面发展学生的终极目标。因此，“主体全面发展”是基础教育与师范教育的共同要求。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为“师范”也，中国现代教育先行者陶行知主要从教师知识储备与道德养成两方面对学生的引导角色进行定位，而对后者因为要求的模糊性、笼统性往往容易被搁置。语文教育偏重于知识传授，未能充分发挥其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功能。语文教育的整体性被拆分，语词与常识教学的碎片化所导致的语文教学“去意义化”问题日益严重，语文教育的人文情怀与理性思考力惊人地匮失。语文教育缺乏对后者心灵与现实人生的观照，会导致语文向碎片化的困境沦陷。爱因斯坦认为仅仅靠知识和技能，将无法使人类获得真正快乐而又有尊严的生活，因为生活教育可以使人成为一部有用的机器，但却无法造就和谐的人格，否则仅有专业知识的学生，不过更像一条受过良好训练的狗。[4]卢梭也反对教师只传授知识，而忽视做人的观点。实现学生主体全面发展的目标任务，必须从知识、人格两方面都进行着力。传统学校教育多重视学生专业知识等智力层面素养的形成，对情感、品德以及人文素质等社会化内容关注不够，不利于教育实现培养有知识、有智慧、懂节制、有完善道德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功能。因此，语文教育要从常识化教学向内涵式教学发展，解放语文教育，让语文教育回归生活世界，重新阐释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这是汉语言文学卓越教育人才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时代使命。从文化与哲学的高度对学生进行生命精神启蒙，使他们养成正确的道德观、高尚的审美观与豁达的人生观，成为现代社会知识与人格全面发展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三、主体自由发展：批判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养成。
古往今来，关于培养学生的批判力与自由精神的论说比比皆是。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一命题蕴涵着深刻的平等意识与民主精神，打破固有的师生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让学生从师道威权的强者意识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应该成为未来“卓越教师”的基本价值标识之一。在基础教育的众多学科中，语文教育毫无疑问担当着塑造学生人格与平等意识的最为重要的作用。对学生显与隐两方面的道德渗透，使汉语言文学教育人才对人类灵魂的塑造功能愈益突显。但学生主体自由发展的要求往往又不可避免地与教育自身的强制性产生冲突。如何协调培养学生批判精神与教育规训的冲突，让学生在教育规则内实现主体自由发展，这是每一个汉语言文学卓越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教育有非常重要的前提，即教师是塑造自由行动者的人。为人师者须保持心灵的充盈与丰润，才能让充盈与丰润撒播给每一个学生。教师应该用富有生气的思想震荡学生的心灵，用机智与幽默唤醒和解放学生的思想。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孩子自由思考才是通向教育目的的出发点。但思想的自由与学校规训的强制性不可避免发生冲突。康德在《论教育学》一书中指出教师对学生驯服的强制性和儿童自由能力的运用相悖，所以“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因为强制是必需的。我怎么才能用强制培养出自由来呢”。尽管康德并未言明问题的出路，但他却谨慎地提醒，“教育必须带有强制性，但绝对不能是奴役性的”。[5]卢梭尖锐指出，传统教育很可能得到的是“既是奴隶又是暴君的儿童”、“充满学问但缺乏理性、身心都脆弱的儿童”。[6]如前所述，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的碎片化教学扼杀学生的独立意识与质疑精神，教学无法唤醒与解放人的心灵，教育工具化趋向的强化正是对学生主体自由发展精神的限制。一个不容忽略的现象是，教育推崇理性与科学的力量，与日常生活、人的自由世界已渐行渐远。教育陷入极端功利主义话语危机，拯救与解放人的心灵，恰恰是当前卓越教育人才需要面对的严峻现实。牛利华指出，现代人的异化状态已被确证为一种事实，在教育中体现为：人被教育所驯服，被迫直至甘愿堕落为手段，丧失了其内在的价值与尊严，缺失了自由和创造的维度；在现实生活中，功利化的教育追求置换了教育“培养人”的精神内核。[7]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本应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要实现起来却是举步为艰的。我们须切记，教育不是让人匍匐于教育威权之下，变成一个奴颜婢膝的被施教者，让人思想空洞与机械化，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尽管富有知识，但却是一台内心残缺的知识机器。语文教育应该通过种种文学或文化现象的探讨，允许学生发出思辨、质疑的声音，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自由思想。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卓越教育人才，须将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念贯彻到教育实践中，实现学生主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目标。培养卓越教育人才不唯功利性，以高远的教育目光放眼未来，造就一大批精专而又基础扎实、思想解放自由的教育人才群体。在卓越教师的培养探索中，我们还必须打破一种固有的思维与成见，即认为“卓越教师”就是教师群体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教师，仅是少数者的荣耀与专属。卓越教师培养，应追求教师行业整体的卓越化，招募与集聚优秀的教育人才到教师队伍中来，并以此产生附带效应，使教师群体普泛性地追求卓越，从而形成整个教师人才队伍向高素质、高层次的渐进与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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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教科书一直是学校语文教育的主要课程资源，面对这一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我们应与时俱进，不能仅仅局限于语文课本的知识，而应该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在把握语文课本资源的基础上，适当适时地向课外延伸。1.在整册文本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篇目，达到巩固、补充语文知识和提高语文能力的目的。以人教版语文第十二册为例，课本共有32篇课文，其中精读课文14篇，略读课文12篇，选读课文6篇。每个单元都有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训练点，并且这些训练点的排列有一定的规律，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经过对这些训练点的研究和分析，教师可在教学时增补一些相关内容，如《沁园春雪》、《论语述而》、《阁夜》、《揠苗助长》、《守株待兔》、《智子疑邻》、《精卫填海》、《荷塘月色》、《背影》、《海的女儿》、《丑小鸭》、《天方夜谭》、《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鲁滨孙漂流记》等。2.把同类的文本有效结合，组合成一个大单元。这种归类遵循的原则不是单一的，可以是内容同类，可以是写作方法同类，也可以是表达的情感同类，通过比较阅读让学生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地理解文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教学《匆匆》一文时，把本册的《长歌行》并入一块学习，还可引入一些有关惜时的名篇，如《时光老人的礼物》、《明日歌》等，组合成一个关于珍惜时间的名家名篇的大单元，让学生充分阅读，并布置学生搜集大量惜时名言，营造很好的氛围，让学生充分体验到时间的宝贵和浪费时间的可耻。
课堂阅读教学应该把学生带向古代文化，带向现代文化，带向中华文化，带向世界文化。
语文教材选编的课文都是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编者或作者当然会使用含蓄的艺术手法，获取“言犹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在语文教学中，如果教师激发学生用想象填补这些空白，想象文中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想象故事情节中的细节和结局等，进行适度的拓展，就能放飞学生的想象，帮助学生摆脱思维的僵化和呆滞，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例如《春笋》一课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声春雷，唤醒了春笋。”教学时，我便引导学生想象：雷公公会怎样唤醒春笋呢？学生纷纷喊起来：“春笋，快醒醒，春天来了。”“小燕子已经来了，正在给他们唱歌呢！”“快出来吧，春笋，大家都在迎着春风使劲生长呢！”接着，我说：“这样一喊，春笋们便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从泥土里冒出来了。这时它们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又会做些什么呢？”学生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这样调动了学生的生活体验，将静态的语言文字激活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图画，使学生在兴趣盎然中说，在入情入境中演，在声情并茂中读，有效理解文章的意境，品味文字的魅力，受到情感的熏陶。
过去的语文教学视教材为圣书，关注书本，忽视人本，强调独立，缺乏合作，每个人都是封闭的个体，使学生的作文思路变得越来越狭隘。新课程淡化了学科的界限，强调语文学习应开放，处处留心皆语文，强调学科的交叉渗透，强调学科的整合。如何把学生的课本世界融会贯通，建立广泛的知识联系，成了课程资源开发的又一个切入点。例如在四年级《钱塘江大潮》一课中，可以介绍钱塘江大潮的相关知识，钱塘江大潮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余亚飞诗云：“钱塘一望浪波连，顷刻狂澜横眼前；看似平常江水里，蕴藏能量可惊天。”潮头初临时，江面闪现出一条白线，伴之以隆隆的声响，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潮头推拥，鸣声如雷，顷刻间，潮峰耸起一面三四米高的水墙直立于江面，喷珠溅玉，势如万马奔腾。观潮始于汉魏，盛于唐宋，历经2000余年，已成为当地的习俗等知识延伸课本，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小学语文教材是重要的课程资源，但是，“教材无非是例子”，我们应该紧扣教材，但又不拘泥教材。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材，拓宽学生的视野，为了打开学生思维的通道，必要时、必要处都要善于结合教材进行适当的联系和拓宽，让教材成为一个个最佳的资源生长点。语文教学要完成从课内走向课外，从已知到未知的延伸，形成开放的教学态势。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一）对语文教材进行创新在编写语文教材的过程中，选择一些好的语文选修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及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例如《语言文字应用》、《演讲与辩论》、《文章写作与修改》等，语文课程是学习过程中重要的一门学科，其是培养学生素质教育的基础。然后在编写教材时，给学生及教师更多的选择空间，让学生选择喜欢及需要的教材。
（二）教材种类多样化新课程对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定，包括小说、诗歌和戏剧、散文、新闻与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等，有很多出版社依照新课改的制定进行一系列的教材改编。由编写种类的多样化可以看出，出版社对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重视，不论是长远的发展还是整体性发展，多样化教材都是现代教育非常需要的。
（三）教材编制的灵活性在编写语文选修教材时，除了借鉴经典教材之外，还要对传统教材进行改革，在编写专题设置的时候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语言实际应用能力与语言实践内容等因素。另外，还要遵循汉语特点改变编写模式，重视编写的灵活性。编写包括：合编、分编、统编及专编，在编写内部单元的过程中要把各自特点都展现出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及综合应用能力。
（四）体现教材内容的时代性语文选修教材的改革要求教材中要具有时代性，要在进行编写的过程中把时代性很好地展现出来，把选修教材与时代性进行整合。例如广东出版社在《论语选读》的过程中，便设计一些教材与时代性内容进行结合：孔子所说的“信”包括哪些内容？结合现实谈谈你对“信”的理解。或者，怎样从现代意义上理解孔子所说的“君、臣、父、子”？很好地把孔子时代与现代相结合，使学生更好地学习知识。
（五）体现教材“生本”性在编写选修教材的过程中，要以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设置，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及自主性学习能力，以学生为中心，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及实际应用能力。在编写语言文字和新闻传记教材时，从实际课堂为主，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做到活学活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
（一）缺少优质教材目前有超多七十种的语文选修教材，对于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不同的出版社之间的体制要求不同，但是教材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大多数选修教材都是重复使用，多套用，并没有真正体现教材多样化，造成教材资源浪费，很多优秀的教材资源难以实现共享。
（二）编写中缺乏一线教师现在看选修教材都是由一些研究机构的教授及专家之类的进行编写，很少看到有一线的教师参与其中，在民国时期就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语文教材编制，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现在面对的是新课改的挑战，专家对于现实教学的问题不如中学教师那么了解。翻开现在的选修教材都是学术论文或者研究成果，例如《汉语的经济性和艺术性》等这些专业性的文章，就容易形成学生的学业压力，因为新的研究成果，教师要有一个理解消化的过程，何况是学业过重的高中生。
（三）重视“考本”而轻视“生本”在进行教材选择时，都是学校或者教研机构自主帮助学生进行选择，学生没有选择的机会，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完全是学校给什么样的教材就学习什么样内容，完全丧失主动权，连选择选修课教材的权力都没有，如何满足学生对于学生的需求，所以在所谓的选修课中教师都是打着选修课的幌子上必修课的内容，完全没有发挥生本应有的作用。
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与必修教材之间存在一定的问题，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确保新课改的有效实施。选修课程内容包含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编写与使用，这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个新鲜的事物，都在进行不断的研究与分析，所以我们要吸取以往的教材编写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新的经验，提高编写的质量，进一步完善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以上是我对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分析和总结，希望对选修教材的编写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儿童文学选文研究论文
相传，初唐杰出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写过一首《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家鹅戏水很平常，而七岁的骆宾王却能用简练、形象的语言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禁不住，我们会对小诗人充满情趣的审美感受发出由衷的赞叹。赞叹之余，我们自然会感到，唤起孩子们的审美情趣、培养孩子们的能力很重要。再说，“培养孩子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审美的情趣，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是新的'教育理念，也是新时代的育人要求。同时我们也会认识到：美育是培养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教育。
首先要研究儿童的心理特点。对美好事物感到惊奇和有趣，这是儿童共有的心理特点。蔚蓝的天空，闪烁的群星，广阔的原野，潺缓的流水，虽然没有生命却是美好的，这些事物对儿童来说也是有感情、有思想的。儿童不仅会用惊奇的眼光来看它们，而且会有趣地和它们对话，关心它们的现在和未来。这种对自然美的观察、感受和表达能力，无疑是与他们平日所受的熏陶分不开的。因为动植物是有生命的，在儿童的眼中，它们和人一样重要。
他们关心动植物的生长和各种变化，并为此喜怒哀乐，一朵小小的蒲公英足可以使他们忘掉整个世界，一条蚯蚓也可以使他们感到是最可爱的朋友。这说明，要使儿童真正学会欣赏自然、提高审美能力，在身临其境获得丰富感性认识的同时，还要给予他们必要的知识传授，使他们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
其次是要认识到，审美教育是从美的事物中寻找美。席勒说过：“从美的事物中找到美，这就是审美教育的任务。”儿童对艺术美的感受是从婴儿期开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艺术美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感受也更深了。如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作者围绕小兴安岭森林一年四季景色变化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来描写了祖国大自然的雄伟壮丽、山河的多姿多彩，作者抓住两个特点“美丽的大花园”、“巨大的宝库”进行了描写。
再就是要带领儿童走进大自然，让他们在大自然中不断探索。如课文《草原》中，新鲜的空气，明朗的天空，翠色映目，使人惊叹，使人舒畅；如课文《富饶的西沙群岛》，描写了物产丰富的南疆风光；如课文《火烧云》，描写了瑰丽梦幻的自然气象……儿童总是感到自然界有许多奥秘，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河水为什么会奔流不息？是谁把早晨的天空染红了？诸如此类既是无穷遐想，又那么富有诗意。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摘要：中国秘书史是秘书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都是秘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由于秘书学学科尚处于新兴阶段，秘书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仍存在诸多不足。基于此，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的研究现状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秘书、古代秘书史、研究综述。
据笔者统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关于秘书史的研究成果共有十余本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成就不可小觑。基于学科史研究的需要，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成为秘书史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古代秘书史作为考察对象，按照研究成果的不同内容，分别加以略述。
一、秘书起源研究。
秘书起源问题是秘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探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对于秘书学学科对象的认识。秘书学界对于学科对象的认定有多种看法，提出了诸如“秘书工作”、“秘书活动”、“辅助管理”、“秘书行为”以及其他各类对象多元化的观点。其中，“秘书工作”说由王千弓先生首先提出，其《秘书学与秘书工作》一书认为，秘书学“以秘书工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秘书工作的产生、发展、特点、任务、原则和方法的一门新学科”。学界大多赞同此说；亦有部分学者倡导“秘书活动”说，例如董继超先生《秘书学问题新探――关于学科对象问题》（《秘书》第12期）一文在详细分析批判了各方说法之后，重申以“秘书活动”作为学科对象的重要意义。常崇宜先生在《秘书学科的性质、对象与结构》（《秘书》第8期）一文中对此问题作出了总结，认为二者“并无本质的分歧”，有折中调和之意。从现有的秘书史专著来看，绝大多数采用“秘书工作”说，比如杨剑宇《中国秘书史》“秘书工作起源时期”、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金常德主编《中国秘书史》“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等章皆持此种观点；亦有少量专著采用“秘书活动”说，代表性的有刘绍杰《中国秘书简史》，该书以“秘书活动的起源与产生”作为首章探讨的内容。总的来说，“秘书工作”说可以视为学界主流观点，本文亦认同此说。
基于此，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学界对于“秘书工作起于何时”这一起源论的核心问题。关于秘书起源于何时，专著论者大多从秘书产生的社会条件着眼，将时期划定在原始社会末期，以杨剑宇《中国秘书史》总结的“孕育于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萌发于夏朝，形成于殷商。”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也有学者将时期往前推移，比如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认为：“在原始社会后期，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就产生了为部落领导集团活动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其时间距今至少有五千年左右；而到了四千五百年之前的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我国秘书工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秘书工作产生条件的认知不同。杨剑宇、杨树森二位先生对这一问题分别撰有专文加以论述。杨剑宇在《论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一文中认为：“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而杨树森《中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新探》一文则明确指出：“文字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而“社会组织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出现”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何青《我国秘书工作起源之我见》（《秘书》，第6期）一文，在认同杨剑宇文章观点的基础上，对秘书工作的产生条件补充了一个内因依据，认为“文书工作”在文字和国家产生的两个条件作用下形成秘书工作的起源。
对于这一问题，也有少数学者另辟蹊径，选择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比如赵映诚《中国最早的秘书――尹》（《秘书之友》，19第6期）、何坦野《从“秘”字的衍变探寻秘书的起源》（《秘书》，第5期）等文皆从文字训释的角度对秘书的产生进行了合理的推测；而赵奇《上古秘书工作窥探――从两则资料看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及其启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则从《说文解字》、《尚书・尧典》中的两则材料入手，对远古时代秘书工作产生和发展作出了独到的解读。有关中国秘书起源的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有探讨和争鸣，90年代末何坦野撰有《近中国秘书起源研究综述》（《秘书》，第10期）一文对此作了总结。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杨树森、张树文为代表，对秘书起源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观点。但总的来说，近十多年来对于此一问题的争论趋于消歇，学界关注度有所降低。
二、秘书人物研究。
秘书人员是秘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对历史上各类秘书人物展开研究，是鉴戒历代秘书工作得失、弘扬秘书人文精神与道德修养的必然要求。从专著方面来看，早期的著作有黄纪华《历代秘书人物及文书选注》一书，以历代知名秘书人物作为论述对象，并选录了相关文书创作的内容，为后来的秘书人物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傅西路主编的《中华秘书全书》分卷《秘书历史人物卷》以及《秘书素质与修养卷》对历代秘书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修养等等内容有着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探讨。眭达明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尤为令人瞩目，著有《秘书政治》及其姊妹篇《秘书生活》、《秘书生态：两千年中华秘书人物的人生棋局》、《清朝秘书政治》等多部专著，堪称秘书人物论方面的代表作品。就秘书史著作来看，相关论著几乎都辟有专论“秘书人员”的章节，比如杨剑宇主编的《中国秘书史》自第二章以下，按照时代顺序，每一章都设有“秘书官吏”或“秘书人员”等相关内容，穿插介绍了自古代至民国很多秘书人物的事迹、素质和品德；杨树森、张树文所著的《中国秘书史》在第一章设有“中国古代著名秘书和当过秘书的名人”一节，介绍了14位古代著名秘书和10位当过秘书的历史名人情况。在期刊方面，《秘书》、《秘书之友》、《秘书工作》以及《文史天地》等期刊不定期地刊登介绍古代秘书人物的文章，其中，《秘书工作》于20推出“中国古代著名秘书系列”文章，邀请资深秘书学界专家撰稿，挑选历史上最具典型性的秘书人物进行个案研究，力求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发掘古代秘书思想，为今天的秘书工作提供了鉴戒的意义。
检点历年来发表的有关秘书人物研究的文章，除了上面提到的个案研究类之外，还表现出如下研究思路：一是从秘书学的视角解读历史名人。比如黄邵英、莫恒全《刘勰的秘书学研究及其秘书生涯》（《兰台世界》，年第17期）、王晓红《从“名人秘书”苏轼谈秘书的写作能力》、《古代作家欧阳修的秘书学解读》（分别见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7期；第11期）、孔建华《留侯张良的秘书学解读》（《安徽文学（下半月）》，09期）、章玫平《秘书学视野下的高力士》（《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第13期）等等文章，在这些历史名人广为人知的身份之外，发掘他们在担任秘书角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素质与心态，使人们对于历史上这类知识分子形象的认识更加深入。二是对曾担任过秘书职务的人物进行研究，挖掘其人生历程、性格特点及其精神品格等等给当前秘书工作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启示。比如蔡茂、辛建华《秘书要像荀攸那样塑造完美性格》（《秘书之友》，2007年第5期）；王广生《清朝师爷的一些良俗对当下秘书工作的启示》（《领导科学》，第1期）；孔建华《从基层文书到开国宰相：汉相萧何的秘书学启示》（《安徽文学》，20第10期）；高云蕾、拾景欣《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对当代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第11期）；樊新新《李商隐的幕府经历对当今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20第5期）等等文章，基本上都是从这些人物的才华、智慧、性格等方面入手，结合秘书工作中需要妥善处理日常事务、与领导者的关系等问题，以古论今，提供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当然，研究者也对历史人物作为秘书的疏失之处进行了检视，比如张晓敏《做秘书光有智谋还不够――从庞统的坎坷秘书路谈起》（《秘书之友》，年12月）、程宏亮《李白秘书生涯受挫原因探析》（《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等等，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对象是三国时期的杨修，以其生平事迹及悲剧命运为主题的秘书学文章有近20篇之多，历来是秘书史人物研究的热门话题。
三、秘书制度与文书研究。
高中语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研究论文
简单的说，高等职业教育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全面了展。要全面发展，对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在校期间不仅是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熟练职业技能、具有一定完善的道德品质，这一切都离不开学习能力。当然以后的发展更需要学习能力，所以形成终身受用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终身学习能力中自主学习能力尤为重要。这样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特点，也符合社会人才发展的需求。
为了更好地了解在校学生自主学习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所教的2011级四个工程造价专业班级的189名学生中进行了调查。调查的数据统计表明，61%的学生只是在课后被动完成老师的作业(主要是参考课本与其它同学的作业)，22%是参考课本与请教它人完成作业;只有17%的学生图书馆、网络或其它渠道完成作业。这些数据说明学生建筑节能自主学习的不足，普遍还在依赖传统的课堂讲授和练习来提高自己解决问题能力。根据调查分析，学生自主学习存在下列的问题:。
2．1学习目标不明确。
有的学生认为有的课程学习对自己没有用处，功利性太强。可以说对于课程没有学习目标，也没有学习兴趣。有的学生学习目标过高，这种预期过高或学生通过学习未能产生某种变化，就会使其丧失继续学习的积极性。总的来说，有一部分学生由于学习目标不明确，因此学习兴趣不高。
2．2自主学习意识薄弱。
在新的听说自主学习教学模式下，尽管教师布置了一定的学习任务，如建筑能耗调查，并附有调查指导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但75%左右的学生只是被动地完成任务，没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分组时不积极，也不能够合理地安排学习时间，依赖性很大。2．3生活安逸，造成不思进取，自我控制能力差一部分学生有决心通过自主学习能力增强自己的能力，课堂上有老师的监督，他们能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教学。但下课后，看到手机、电脑时自我控制能力就变差。
2．4．评价模式不完善。
目前建筑节能自主学习的评价模式较单一，基本上还是以结业考试为主，考试成绩为学生结业的唯一标准，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及个性差异。尽管有些教师把自主学习的时间和内容作为成绩评定的参考，但其形式客观地反映学生自主学习的全面情况，也不能形成真正的过程性评价。没有一套完善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学生无法了解到自己是否进步及进步的程度，于是便没有继续学下去的热情和动力。
用启发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处于中心，地位，也处于主动地位;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主动去发现、去探索，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只是起指导和促进作用。因而在自主学习策略的设计中我们应当采用的是孔子的启发式。
3．1教学观念的问题。
作为教师，应该对应于课程选择适应的教学方法，有的课程就要我们转变教学观念，变“教学”为“导学”。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观，引导学生开展合作学习，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建立起学生的自信心，最终实现由“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的转变。
3．2增强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
首先引导学生下定决心，并且为自己设目标与规定期限。制定的目标要具体明确，不要说一些空洞话、大话。在学习、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些吸引和扰乱人的心思的事情，这就需要学会自我控制，必须先完成目前的任务，要有现在就开始做的心理和行为，然后再去从事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实践证明，每一次成功都将会使意志力进一步增强。
3．3建立公平评价能力。
评价有教师评价与学生的自称评价。教师应该根据课程的特点选择相应的评价方法。自主学习的评价模式应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要将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力、心理素质、学习方法及态度等综合素质纳入评价体系，形成教师评价模式。建筑节能课程采用的教师评价最终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将二者按照一定的比例综合量化。例如，可以按照形成性评价占40%(具体细分为学习者自评占10%，学习者相互评价占10%，教师评价占20%―――其中电子档案袋占10%，网络自主学习记录10%)终结性评价占60%的比例。这样，可以将自主学习评价的各部分细化、量化，比较客观、科学的反映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情况。
4、结束语。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倡导网络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具有深刻的意义。它顺应时代的要求，是高校教学的发展方向。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受教育者，教学过程应该是学生主动探究发现的过程。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运用多种策略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发展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使每个学生都能够适合个性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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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随着我国的教学改革不断扩展，教学改革更是培养当代新青年学子的重中之重。语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更是我国教育的重点学科。编写教材更应具有时代先进性、创新性、多元化的内容设置，符合学科特色，从而使学生有兴趣学习，培养他们的语文探究能力，更为其全面发展做好铺垫。
(一）我国语文选修教材的设置与发展阶段
语文选修教材课程的设置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分别是萌芽期、探索期、发展期、突破期。选修课也是一种学习课程的方式，只是它属于通习，给学生学习的兴趣与自由。在历史上在几次改革及政治经济发展的推动之下，选修课萌芽，并且良性发展了一百多年。在开课初期，由于课程类型单一，无法满足广大学生的需求和求知欲，也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及全面发展需求，于是，在广大师生的支持下进行了教学改革，增加了选修课程。不仅有文科、理科，还有公共必修课，但由于一些科目无法实际实行，改革因此中断。探索期，我国建国后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开始认识到苏联的教育模式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教育目标。因此，在1963年又开始了教学改革，增添了许多选修课来提高学习的兴趣，培养其个性、特长发展，像农业技术选修课、历史选修等。当时还未涉及语文选修。发展期，国家为了大力发展建设，发展学生的特长，设置了许多选修课，不仅有课外的文章、课文读物，还有一些职业技术课，加强对学生的能力、兴趣培养。文科、理科都有所侧重,且这些课程都在实践中得到了落实。1996年，选修课中包含了语文，并且规定语文为必修课，中外文化读物、乡土文化、口语交际能力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学生的文学素养、写作素养、阅读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二）我国语文选修教材的建设发展
我国语文选修教材的建设发展较晚，在1991年才进行了语文选修教材的第一次编写，有文言文、古代文学的内容。在江苏省的改革中有四种语文选修教材，其中有很多古代、现代、中西方文学名著欣赏阅读，并且广泛受到学生的喜爱。在经过了几次改革后，选修教材的内容有书法、民俗、美学、逻辑、中外名著、史话、科学、学习心理、学习方法等。2003年,我国的七个城市携手编写了四种语文选修教材，增添了诸如演讲与口才、文言文拓展、赏析、实用文应用等。这四种教材也被其他的许多地区广泛使用，是我国地方编写语文选修教材的开始。我国语文选修教材在经历着许多问题的侵扰的同时不断发展了一百多年。
(一）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问题
国家选修教材所呈现的整体特征是:教材内容紧跟时代的潮流、创新化思维、从内容种类到编写方式皆多种多样，有合编、分编、统编、专编。但也存在缺少精品教材等问题，虽然教材五花八门，但相互之间在内容上无明显差别，课程缺乏特色，缺少精品课程，这对资源是一种浪费；其次，缺少一线的语文教师编写教材，虽然目前大多是由学识渊博的大学专家、教授编写高中初中的语文教材，但他们的专业素养太强，内容过深,无法真正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连初、高中的老师都很难消化吸收，学生更是负担太重无法消化，以至于学生不仅学起来枯燥乏味、难以理解，连本该有的实际应用能力也降低了。
(二）校表教材的开发与使用问题
校本教材应该大体上和国家的课程、地方的课程相一致，选修和必修相对应，校本教材的理念、理论应和选修教材相一致。但在实践过程中，校本教材的编写与使用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校本教材的开发过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故意迎合，价值观不端正;其次，校本教材过于重视学校特色，涉及面不广；第三，校本教材大多是按照教师自身的想法、特色去编写的。总之，校本教材的标准、教师是否够资格去编写、教材成本高且没有相对应的评价标准等都成为校本教材开发的阻力。
(三）对我国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及使用建议我国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减少选修教材的数量、种类，増加精品化、有特色的课程；二要正确处理好选修教材与必修教材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注意二者的联系衔接和拓展;三是在编写的内容上应符合学生的兴趣及学习需求、学校的文化教育特色，提升编写教材的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并保证编写课程内容的科学化、严谨化，不断更新完善教材的内容。这就需要语文老师提高专业能力，具备良好的编写教材的能力，并且能使教材有趣生动又有可学性，能适应不同环境下的学习需要，对学生以后的学习生活、就业发展也能提供帮助。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在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带“*”的文章，尤其是作为鲁教版教材，这说明在语文教学中越来越倾向于学生的自学能力的提高，那么如何就略读课文内容展开教学，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成为现在语文教师首要的任务。以五四制的鲁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参考，深入分析教材中略读课文的学习策略。
五四制；鲁教版；初中语文；略读课文；学习策略。
1.对五四制概念的简要说明。我国目前普遍见到的学制就是“六三制”，即小学教育六年、初中教育三年，相比于“六三制”学制的盛行，还有个别地区实行“五四制”，就是小学教育五年、初中教育四年，这是因为在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素质相对较低，辍学问题严重，不能真正做到小学教育的普及。因此采取五年制小学教育，将课程内容有效压缩，且针对性更强，反而利于普及小学教育；而将初中教育延续为四年，则可缓解初中学习的高效压力，帮助学生扎实学习基础，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2.对略读课文学习的教学现状分析。现在的课堂教学中，普遍表示出对略读课文的不重视。包括教师学生在内，都没有正确认识略读课文的含义。这是受到传统应试教育影响的结果。略读课文的设置，其根源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与自学习惯，在教师的带领下掌握阅读方法与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但是在现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很多教师为了节省时间，将略读课文的时间安排设置为一节课，且仍旧以教师主讲为主，学生跟随教师学习为辅。此外，对于阅读课文的要求也相对较低，部分教师认为只要掌握文章的主题思想即完成了这一内容的学习，严重损害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自然也不能达到学习略读课文的真正内涵。
1.以问题设置为引导，明确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明确才有利于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掌握，在略读课文中亦是如此。在学习鲁教版教材中略读课文《在山的那边》诗歌时，可以让学生在阅读完课文后思考分析文章讲了什么内容，是否可以运用故事化的语言将其描述出来，文章中是如何描述“山”的形态，而“我”具体又是怎么做的？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文章，提高阅读效率的同时学会让学生自主分析文章内容。将上述问题解决后，学生自己就能明白文章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可由学生进行述说后再由教师进行点评，对于把握不确切的内容进一步讲解，如此则深化学生的理解。2.以掌握规律为前提，吸引学生自主学习。在学生掌握一定规律的基础上，教师就可以放任学生自主学习略读课文的内容。针对文章内容中的人物描写的几要素自己进行分析，了解人物性格特征。在学习鲁教版中略读课文《音乐巨人贝多芬》时，让学生分成小组自主学习，并选取代表上台充当小老师，将自己认为文章中需要明确掌握的重点讲述出来，并在学生完成后由其他学生补充，选出哪一小组的讲解更加清晰准确。鉴于时间关系，教师可以将此内容放在阅读课上或者自习课上进行，给学生留出充分的前期准备时间，从而进行讲解展示。为了最终的学习效果，教师可以从人物描写的方式有哪些、课文叙述的方式是怎样的、从哪里可以表现贝多芬的内心感受等问题中给学生提供参考，促使学生的准备更加充分。同时为了确保每名学生的活动参与性，教师可以让学生具体说明每位学生的工作职责，以此促进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这种形式的开展就是引导学生真正学会略读课文的学习方法的重要尝试，因此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与权利。3.以加强练习为根本，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学生阅读习惯的养成需要日积月累才能练就，在学生掌握一定的阅读方法与阅读规律后，就可以由学生自己进行略读课文的练习，从而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以鲁教版中略读课文为例，在学习文章《不求甚解》内容时，让学生通过自己掌握的方法进行全面的阅读，了解文章中的观点，了解知识的学习方法，了解“不求甚解”的典故应用及其真正内涵，让学生通过阅读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要时刻秉持谦逊，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且真正的好文章要随着阅历的丰富不断体会领悟的，由此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让学生真正了解略读课文设置的真谛。
略读课文在鲁教版教材中设置非常之多，也从侧面说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因此教师必须把握好略读课文的重点环节进而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与自学能力，这对于学生语文阅读理解的掌握与整体的语文综合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教师还需要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以便以更好的学习方法指导学生略读课文的学习。本文以鲁教版教材为内容进一步阐述说明，希望与其他语文专业的教育工作者进行交流互动，如有叙述不周之处，还望海涵并与笔者及时沟通。
［1］李娜.初中语文略读课文教学策略探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6.
［2］妮娜.初中语文略读课文教学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2014（1）.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抒情传统已经不是某位学者的新发现或者杜撰，而是众所周知并且得到认同的一般知识。这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状况就可以达到论证。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抒情传统最初是陈世骧先生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上提出的，但是随着近年来文学史学的发展，学术界对此又有了新的认识和反思，慢慢地从研究中国文学史上是否存在抒情传统到对此做出研究，而且进行概括，探讨抒情传统的规律等。
我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确存在着抒情传统，却并不是唯一的，应该还存在着批评性的抒情传统，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益。所以目前要做的不是将中国存在着文学抒情传统这一理论推翻，而是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抒情史，并且研究两种传统之间的关系，用中国文学批评性传统去补充和充实单一的抒情传统说，从而使中国文学史的抒情史发展趋于完整。
一、谈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从我国文学史上学者的许多观点来看，中国文学中存在着抒情传统，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涉及到作评论、风格论、批评论以及其他的方面，但是关键是文学以情志为核心和以抒情言志为创作宗旨观点的抒情传统。
翻开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参考资料，就会看到一些古老的文学抒情的文言，比如，“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等等。中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起源和性质的经典性与核心性言论，决定了文学创作的情感思路、对创作过程的看法，也决定了文学价值判断的准则、文学发展的意义等等。随着后来历代的发展，文学家在此基础上以此为轴心进行了阐述或者批评。其实文学创作的本质是写心，即要以抒发人的内心情感为主导，而外物或者事象只是使人产生感性和借以表达感性的前因和工具，表达内心情感依然是处于主导的位置。在文学创作中学者也并不是一味地不知道叙述，既客观地将身边的事物或者身外的景象进行描述，主要是由于上述的主导理论的影响，只能将叙事放在为抒情服务的地位，认为在文学表达中只有抒发主观的情感，才是抒情的本分工作，也是其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而对于其他的描述手段，即使描述得再妙笔生花，也不能够体现文学抒情的主导理论。
二、“中国抒情传统”的学术谱系以及国内的研究现状。
从历史性的研究角度分析中国抒情传统的叙述谱系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20世纪上半期，在西方文学理念的影响下，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向西方的“纯文学”观念靠拢，并且想要以此试图从整个层面上规定中国文学主潮，其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情感中心论逐渐显现出抒情传统的端倪；还有的学者以跨文类视野初步梳理表现出中国文学抒情体系的尝试，更有学者将这种抒情传统从美学的角度阐述其中的文学艺术精神，从不同程度上触及到了“中国抒情传统”研究的理论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并以此视为“抒情传统”的理论渊源。
第二阶段应该是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提出，发生在20世纪的60到70年代。以陈世骧为代表的文学家以文类为基点，正式提出了“中国抒情传统”的议题。
第三阶段，则发生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北美古典文学研究界，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为代表的抒情美学为例。其言论的特别之处是从审美活动的主客观关系为基础，分别从抒情主体和客观对象两方面构造了中国抒情传统之美学体系，在其中融入的结构主义诗学理论等西方形式文论的成果，更加体现了时代和地域的特色。
第四阶段，则是在海外的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在台湾得到了接受和拓展，而且此议题在高友工返回台湾后就薪火不断，其中以蔡英俊的情境交融为代表。这种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显着地影响了台湾的文化观念和文艺创作，说明了抒情传统的理论参与到文化实践的种种迹象。
但是发展现状是国内的学术界对海外华人的这一发现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论文方面比较有限。以陈亚林为代表的《从形式角度切入挖掘中国抒情美学》是在国内能够找到的第一篇专门针对抒情传统进行阐述的专题研究，虽然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海外华人的美学理论中的“形式”方法论，最终的结论还是回归到国内的形式美学得到认可的方法论上面，没有注意到海外学者的理论与下方文学批评性之间的密切关系。香港的学者陈慧英曾经发表过一篇《抒情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文章，通过抒情传统理论对中国的现代抒情散文和诗歌进行了阐发，试图将抒情传统的历史脉络引入到中国新闻学传统中，此后也有学者对这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开拓。综上所述，这些研究仍然只是触及到了抒情传统的个别理论，并未形成传统的介绍和总结，而且只是停留在对理论的解析和研究上，无法将抒情传统的产生和发展等放入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得到更加深入的认识和反思。
1、“诗言志”。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诗是最能代表文学的样式。在对“文学”这一概念下定义时，究竟是以东方的抒情诗的角度为出发点，还是以西方的戏剧为出发点，这无疑表现了各种文学批评体系的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体系就是以抒情诗为出发点建立起来的，对“文学”下定义，可以就“诗是什么”进行参考。
对于“诗是什么”的下定义方法，在中国传统的就某一事物或者某一现象进行下定义时，大多不言其本体，而是说明其作用。比如在《尚书》中对诗的解释就是“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并没有从诗是什么的角度进行下定义，而是从诗有何用的角度来回答诗是用来表达志意的。再有一种解释就是来自于训诂学上的解释，从字源学的角度来分析某一概念的形成与演变，古代中国中先是在训诂学上找出某一个字的原型和原音，从音和形上求得其意义，从而得出原字与孳乳字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两种途径考查得出，“诗”与“志”都是联系到一起的。可以进行这样的解释，只要稍作感受，就能将某种感受停留在人的心中，而这样表达的就是“志”，也就是心中的“诗”。换言之，把心中的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言志”。因此，对诗的定义就是从诗的功能与作用来考查的。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诗就是由发自内心的情感和表现外在的语言文字的高度融合。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以《诗大序》为代表，就是“诗”与“志”融合在了一起，而且其中也表现出了诗歌的迹象，诗与音乐、舞蹈也是紧密相连的，因此，促进了早期诗歌的发展，而且奠定了中国文学史上批评抒情性传统的基础。从研究中表明，情是诗的本质，情又是诗发生的动因以及诗的内容的基本构成。
第一部古典的诗歌评论专着是钟嵘的《诗品》，作者进一步强调了情在文学中的重要性。其中指出，诗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一篇作品中必须存在着生命之气，才能算作一篇好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的抒情本质来自于人的生命的本质，与人的生命本质密切相连。
2、“有情天地间，多感是诗人”。
给文学家下定义，在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中可以追问成什么是诗人。在古代汉人的看法中，诗人首先是敏感和多愁善感的，能够体会到常人所不能感受到的情感是作为诗人最基本的素质。当有所感时并不一定就会立刻写成诗，而是经过一定的沉淀，经过感性和理性的双重冲击之后达到“积”；积慢慢地达到满，到那时一旦写出内心的情感就会如决堤的江河之水源源不断。用几句诗来表达，就是“胸中本有诗，偶然感触，遂一涌而出”。
而诗人又分大诗人和小诗人，这种区别就在于诗人的感知高度的不同。大诗人的作品中给人一种视野开阔、境界高远和流露出一种伟大的孤独之感，读者能够随着诗的境界进入一种高远开阔的世界中去。
3、“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文学以“情”为产生的基础，文学家又以“多情”为代表素质，那么文学中的情就可以用“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要求下，文学作品中缺少不了两个字，即真与正。而要达到这两种境界，要做到两点：首先，诗人的内心要是内敛的，纯净和纯化，诗人表达出的“志”才是“赤子之心”。其次，做到了“真”，有一颗“赤子之心”，才能做到“正”。成功的'诗人往往有着真正的性情，其精神力是贯穿于国家的，以天下、国家的悲情渗透进自身的悲欢，带着这种悲欢之情用诗的本体将其表达出来。好像是诗人感动了读者，实则是诗人将这种内心无法排除的悲欢渗透进了读者的精神中。伟大的诗人将自身的个性完全泯灭掉，所以说伟大的诗人的个性便是具有社会性。这是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根本思想之一。
4、“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十分重视“情”这一因素。在最初的文学概念中对文学批评表达成“说诗”。“情”往往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而文学批评的对象和目的也是“情”。被誉为“无韵之《离骚》”的伟大作品，司马迁的《史记》，其中流露出了作者读书时的姿态。当过了数千年的历史沉淀之后，当我们读到文章时依然能够读懂字里行间作者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和悲伤的眼泪，站在读者的位置上不知不觉之间依然会为作者叹息和流泪。这就是抒情批评的魅力。
根据王济说的“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前者说的是文学的创作，后者说的则是文学的阅读、欣赏以及批评，“情”沟通了创作和批评之间的桥梁。
四、总结。
我们从理论批评到实际批评再到批评文体三方面展开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研究，得出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是不可忽略的问题，其余传统的抒情相互补充、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发展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文学的涌入，传统文学发展发生了转变，文学研究走上了另外的途径。研究小说更加注重小说的情节和结构等方面的问题；而研究戏剧也更加注重人物冲突和对白等；研究抒情诗也会更加地注重主题和题材以及句式和韵律等。中国文学研究走上了一条新的崇尚思辨和强调分析的道路。现代人与古人的联想方式和思维习惯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传统的批评又要做一定的现代转型。抒情性的批评传统研究绝不仅仅是煽情或者滥情，其传达出来的是对整个作品的整体把握，来自于作者在作品的实际体验中所获得的完整的印象和感受。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抒情性批评的前景是光明的，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是相信文学会通过感动人、激发人的共鸣和同情，逐渐地恢复活力。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各项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哲学是思想的、精神的文化。哲学可以创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成中英，1988:58)可见，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承载着哲学文化的典籍，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具体到中国哲学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汪榕培，王宏，:3)，进而言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三个层面，其中，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内容方面是对翻译活动的史实的梳理和描述（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另一方面总结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则是挖掘翻译史料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是什么？，最后，以史为鉴，引发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构建层面，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二、国内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现状。
也不绝如缕。其实，这种对翻译史研究的忽略不仅局限在典籍英译当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专门记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的翻译史书籍在20世纪前都相当匮乏。”（李德超，导读：vii)[3]翻译研究一般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史三方面。其中，翻译理论着重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释。”翻译实践是“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异同，探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包括对译品的评析。”翻译史则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包括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方法等。”（王克非，:3)[4]翻译研究的三个方面互为表里，关系密切，只有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
即使是现代翻译学科的建构人霍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规划翻译学科发展的路线图中，也只强调了“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两个方面，而仅仅在翻译理论的“部分理论”的分支下对翻译史以“time―restricted，，的形式稍有提及。国外（以英、法为主）自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二十几部翻译史著作，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斯坦纳（sterner，g.1975)、德莱尔和伍兹沃斯（delisle，orth，1995)、韦努蒂（venuti，l.1995)。他们的翻译史著作多是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史的论述，少有专门记载翻译实践活动的，更鲜有对中西翻译史的论述。
即使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期――17,18世纪，中国文化，通过典籍的翻译和传播，对西方文化（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影响，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未引起重视，有关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研讨，散见于国外出版的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比较哲学、汉学等著作以及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如lundbaek的论文《欧洲最早翻译的中国史学和哲学典籍》，（1991:29―43);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1998：252-272)如:美国汉学家南乐山（)编辑的《波士顿儒家》，安乐哲和郝大维及其他学者合著了近十部相关学术专著，其中代表作有《通过孔子而思》（1987)、《由汉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性》（1998)、《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1998)、《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独著）（)等。
从某种意义上，西方翻译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忽略，豁然彰显了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觉性，没能够把自己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好地翻译和传播出去。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上，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无疑是一部奠基之作。中国本无“哲学”一词，中国哲学这一名称能否成立在当时争议颇多。例如，胡适认为，凡对人生切要问题寻求一根本解决的学问都可以叫做哲学。因此，中国哲学的说法可以成立。冯友兰则认为，哲学本是西方名词，因此，讲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古代学问中选取与西方哲学相类似的内容而叙述之。如果没有西学的传入，则哲学这一名称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因此，讲中国哲学史必须依照西方哲学的标准。自胡适以来，依照西方哲学来治理中国哲学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张岱年在写《大纲》时，首先分析了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他认为，哲学是一类学问的总称，西方哲学只是这类学问的一个范例，而非其唯一的范例。凡是讨论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都可称作哲学。因此，中国古代的诸子之学、玄学、道学、义理之学都可归入哲学。张岱年对哲学概念的分析和厘定是深刻的，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哲学这一名称能否成立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张岱年进一步对中国哲学的含义作了分析:中国哲学指中国系的哲学，也指中国人的哲学。前者是在中国本土产生出来的哲学，代表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而后者则指在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系的哲学、西洋系和印度系的哲学。由此，张岱年认为中国佛学是属于中国人的、印度系的哲学，不在他的论述之内。
《大纲》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在于，它开创了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史的先河。此前，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并不鲜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二者都是以人物的时代顺序为线索叙述的中国哲学史。而《大纲》以问题为线索，把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个部分。宇宙论又分为本根论和大化论，人生论分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致知论则分为知论和方法论。而这些小的部分又包含若干“问题”，如本根论包含道论、太极阴阳论、气论、理气论、唯心论和多元论，人生理想论包含仁、兼爱、诚及与天为一等；该分法按照中国哲学内含的条理，系统地把中国哲学表现出来。《大纲》以整个“中国哲学”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中国哲学史条理系统的构建，彰显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及印度哲学的不同。该书虽然以为区分哲学与非哲学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但叙述中国哲学却始终按照中国哲学固有的发展脉络。这正说明张岱年所作的中国哲学史是基于中国本位主义的。
张岱年虽然终生以研究中国哲学为己任，但对于中国哲学的内容，则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即继承中国哲学中的精华，摈弃中国哲学中的糟粕。在《大纲》中，他以“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作为结语来总结全书，认为中国哲学中有“活的”内容，也有“死的”内容。前者是现在需要继承的，而后者则是需要抛弃的。中国哲学中“活的”内容包括:宇宙论未尝分别实在与现象，没有西方哲学“自然之两分”之弊；承认宇宙有变易，也有条理；“反复”、“两一”的学说是非常精湛的思想；其最大贡献在于人生理想论，即对人我和谐之道的宣示；注重知行合一，致知论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所谓“死的”内容指中国哲学中有害的、过时的内容。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有尚无薄有的倾向；人生理想有崇天忘人、重内遗外、重理忽生、忽略人群一体以及轻视知识的倾向。从张岱年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哲学所持的态度既不是文化复古主义，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而是文化批判继承主义，即要对中国哲学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张岱年在《大纲》的自序中曾认为其方法主要有四点: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我想这四点不仅是《大纲》的方法，也是《大纲》的宗旨、特点和贡献。
“陌生化”理论与文学研究论文
思维与理论都是认识论中的基本范畴。正确理解思维与理论，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整个物质世界。
一、对立统一。
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是物质的根本性质。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的具体性质都基于物质的对立统一性，都能够被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所概括。
物质的对立统一分质的对立统一和量的对立统一，两种对立统一是同时存在、同时变化的，只是认识的角度不同。物质的质指的是物质的性质，即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内在规定性。物质的性质分基本性质和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不随时间的持续而改变的性质。基本性质是物质固有的性质，是判断一存在形式是不是物质的标准。基本性质存在于所有的物质之中，不可产生，不可消灭，也不可转化，是同一的静止的客观存在。基本性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这一部分基本性质不可脱离那一部分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物质的特殊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随时间的持续而不断改变的性质，是区别一物质不是它物质的规定性。特殊性质不可脱离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基本性质是不同特殊性质统一到一起的原因。特殊性质是对立的存在，表现为可分割，可转化。但是，特殊性质不可产生，也不可消灭，可转化是指从这一特殊性质转化为那一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所有物质性质统一的原因。物质的特殊性质是物质性质对立的原因。对某一类物质而言，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性质是这一类物质的类称基本性质。类称基本性质包括基本性质和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特殊性质。当我们给某一具体物质定义的时候，就可以只给出这一物质的类称特殊性质，并指出其归属的类。而其归属的类称基本性质则在经典著作中加以定义。在某一类物质中，不同的.物质由同一类称基本性质来统一。如果这一类称基本性质的内涵很多，那么，这类物质之间性质的统一性就很强。物质的量就是物质的空间。在紧密相邻的若干物质中，它们共同拥有的大空间为它们的宏观空间。它们在量上同一于这一宏观空间。但是，它们每一个物质各自所完全拥有的小空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微观空间上是对立的。如果若干物质，它们共同拥有的宏观空间很小，而各自分别拥有的微观空间都很大，那么，这些物质量的对立统一性就很强。在这种很强的对立统一性中，宏观空间和这些微观空间之和的差即缝隙空间就很小。
统一是基于同一的存在而存在的。在性质方面，统一是利用抽象的同一的基本性质来统一具体的对立的特殊性质的。性质的统一，没有基本性质的同一，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没有特殊性质的对立，就失去了统一的意义，而只能叫同一而非统一。在空间方面，物质的内在对立性导致这一物质所拥有的同一个宏观空间被这一物质的若干内层物质确定为若干个微观空间。如果没有这一宏观空间，那么，这若干个微观空间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如果没有这若干个微观空间，那么，这一宏观空间的叫法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是最微观的空间，当然是暂时的。因此，在性质和空间上都可以归纳为：对立和统一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对立也就没有统一，没有统一也就没有对立，对立统一是在同一的基础之上的对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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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文化输出的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寻求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的提出，中国典籍英译才逐渐被国人重视起来，尤其是在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湖南人民出版社启动了《大中华文库》英译，国家社科基金于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少知名学者如许渊冲、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兴、等也加入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构建当中。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也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招收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硕博论文也逐年增加，但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还没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方面的专著或论文。可喜的是，11月中国首届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由四川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召开，会议集中研讨了翻译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与会学者王宏教授也提到了中国典籍翻译史的构想。这次翻译史高层论坛是国内翻译界的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着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将被逐渐重视起来。
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2009)，其余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罗列，少见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译作的影响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实而轻论述。其实，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就对翻译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践行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史论结合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翻译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详尽论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经汉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意义和影响。
除了翻译史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国内（主要是港台）也有少量与翻译史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王晓云的《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k)、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王琰的《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2012)、谭晓丽的《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研究》(2012);山东大学催莹辉（2012)的《〈老子〉英译研究》等。这些著作或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都没有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一方面要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勒弗维尔、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史的四条原则：1)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及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2)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而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3)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要围绕译者生活及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4)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译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触，重要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们是冲撞还是契合，而是在于接受一方如何认识、取舍、融合、激发，这是一个比较与选择的过程。”（王克非，1997:65)。这种翻译文化史论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中来，因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史同样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翻译中，我们同样怀有这样的困惑^高质量的、反应中国哲学典籍原貌的学术型译本却没有畅销书作家笔下具有现代阐释倾向的译本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而王克非(1997:6）则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翻译文化史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典籍英译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在具体书写形式上也要借鉴一般的翻译史的类型。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国别史；按时间，可以是翻译通史或断代史；按文类，有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按语言，有笼统的中译外、欧译中，也有具体的英译、法译等；亦或是两者或多者的结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最常见。中国典籍翻译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巨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分国别、分时段、分语种的逐步进行，最后汇总；再者，由于西方语言繁多，文化形态多样，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并不能突出文本翻译呈现出的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从一般性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语种的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
再一方面也需要扎实地做好译本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也借鉴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
汉语言文学与人的修养研究论文
摘要: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其历史渊远悠长,是我国先民智慧的表现。文学的本质是追求真善美,也是意识形态的物化,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修养能启很大的作用。不管是人的行为方式,还是意识思想的改变,都有很大的作用。
汉语言文学的追求,其实就是文学的追求,文学是没有界限的,虽然有形式的差别,但是主题和本质上还是一致的。文学所追求的,我们中国的文学自然也会去追求。汉语言文学比其它文学类别发展的早,发展的也更全面以及漫长。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之中,汉语言文学形成了其特有的形式以及风格特征,但是和世界文学一样,其所追求,无外乎三者:真、善、美。
1、追求真。文学在本质上追求的就是真,本真的反应社会,反应人的内心世界。文学是人内心诉求的外在表现,是人内心最纯真的强烈追求。不管文学还是客观的人,对真都孜孜诉求。不管是文学作品的主题,还是正面的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本真。文学所追求的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行理解:。
(1)客观的真。客观的真,是指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多以客观生活为基础,来写作自己的文学作品。客观的真不仅对客观环境进行如实的描写,也对客观人物的境遇进行如实描写。客观的真,既是文学作品环境的真。
(2)内在的真。这多指在叙述人物的心理时,进行真实的描写。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作家都务求真实而写作,不管这心理是对是错,是否符合逻辑,都求真实的表达出来。内在的真,就是文学作品人物内心的真。
文学追求真实,而不掩盖任何黑暗或阴面,不管所追求的真是否符合客观的逻辑,只求符合文学作品内部的逻辑以及内在属性。
2.追求善。善恶有分,是人在后天养成的品质,而文学则直观的把它表现出来。不管是哪部文学作品,其描写的都有善,对善的歌颂,对善的渴求,对善的淋漓尽致的描绘。有的时候是用恶来衬托善,例如:《巴黎圣母院》中,用副教主的恶来衬托敲钟人的善。不过不是所有时候都有善恶同存的,有的时候文学作品中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善,用善来言善。例如:沈从文的《边城》没有恶人,全是善者,虽然最后结局不好,但却把善发挥到至极。虽然有全描写善的文学作品,但是不会存在全描写恶的文学作品,恶不能独立成材,只有善可以。
3、追求美。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追求美,也在本质上追求美。对于文学的形式,不管是整饬的还是散落的,其都追求形式的美,没事多种多样的,也是多层面的。诗歌形式之美是整饬押韵,散文形式之美是散乱无序之美。不过先这两种形式的美已经渐渐结合在一起。在本质上追求美,就是在主题上追求美,文学主题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喜悦的,其主题都是美的。既是正面的主人公最后没能完成目标而死亡,例如哈姆雷特,但是其主题也是美的:悲壮之美。追求美,是文学最外在的表现,美既是文学,文学既是美。
修养是人的内在气质,也是外在行为表现,修养有高低之分,也有好坏之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气质,也就有不同的修养。有的人见义勇为,有的袖手旁观,有的好逸恶劳,有的勤劳肯干,这就说明了修养的有不同性质,有不同的表现。各式各样的修养,在总的要求上,却有一个质的规约,那就是向真,善,美方向发展。这正好和文学的追求一样,文学的追求,客观上来说,也就本质上人的修养的追求。
1、汉语言文学能够提高人的修养。文学,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天地,只要进入到文学的世界,你就会被其所有美好的东西所包裹。对于人的修养,文学则能提高人的修养。修养,首先就是“修”,有什么样的“修”,就有什么样的“养”。人的后天模仿性很强,不管是对好的事物还是坏的事物,人区分好坏的能力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在后天的道德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修养的好坏,与其修养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这个道理。
2、汉语言文学能够修正人的修养。人的修养是各有特色的,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坏的一方面。文学对于好的一面,可以使其更加坚固的存在,对于坏的一面,则能细致的修正。文学,因其内在规律的性的存在,对人发之以感染力,让人陷入情知理的思考,以反思自己的行为。人对情知理的思考,是一个久远的课题,其历史源远流长。而文学正好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和规定,在高的层次上,对人的情知理进行合理合情的概说,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修养不好的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修正作用。
3、汉语言文学能够指导人的修养。修养是后天的修为,其需要对一定的物质形态进行模仿,而文学则能很好的指导人的“模仿”。修养的模仿,可以是现实的行为方式,也可以是虚拟的行为方式。对于现实的行为方式,其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瑕疵,世上没有圣人,圣人这个名词只是给圣人取的客观名字而已,其实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在此基础上,人模仿的行为方式,总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偏差。汉语言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代表,是中国长达5000年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国人修养形态的客观沉淀,对国人的修养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正视汉语言文学对人修养的作用,尤其在现在异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规范自己的修养,美化自己的修养,使文学和修养有机的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1]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j].工人出版社.2008年10月。
[2]郑淑媛.先秦儒家的精神修养[j].人民出版.2006年12月。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活跃于20世纪30,40年代学术界的食货派，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由于这个学派中的学人，人生轨迹或政治理念比较复杂，1949年以后，几乎无人言及他们的学术。新时期以来，人们逐渐把食货派的政治理念和他们的学术思想分开，重启对食货派的研究，呈现出由冷变热的趋势。但从对该学派的相关研究成果看，虽然从多个层面对食货派进行了探讨，但是仍然缺乏对食货派的灵魂人物陶希圣学术转向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只有将陶希圣置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脉络中，对其学术历程中的转向进行系统梳理，才能深刻认识鞠清远、武仙卿、何兹全、曾眷、连士升、沈巨尘等一批青年学子景然相从，迅速形成一支气象殊异、引人侧目的食货派的原因。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陶希圣的学术转向进行探讨，以期推进食货派的研究。
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史学向近代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转型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渐次兴起的，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1927年，因国共合作破裂而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这次政治大转变激发了人们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的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重新认识。陶希圣指出:“在今日，与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不如对中国社会加以深刻的观察。要解决问题，须先知问题之所在，中国社会构造是中国目前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根源，不认识中国社会构造便不知道中国的问题，不知道中国问题，便无从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绪论但是，中国社会乃是过去社会演进的结果，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单观察目前社会是不够的，所以要深刻认识现实的中国就必然要求人们回顾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这两个问题都是中国社会运动的苦恼期中，所引起过的。它们同时被提出，又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据。当时学者们的一项共识就是:“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于是，各个政治派别及关心现实历史发展的人都出来发表意见了。每位研究者都大胆提出他自己的主张，并各是其是“对于这个上下古今无所不包的社会史问题，在中国、在日本、在苏联，青年人、老年人，实际家、理论家，都曾有过很激烈的争论。霎时间，探讨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论文论著大量涌现。1931年上海神州出版社创办《读书杂志》，在创刊号上特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掀起了中国社会史讨论的热潮。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遂上演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由深重的革命要求引发可贵的探寻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起了关键作用。唯物史观第一次被马克思应用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其历史判断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马克思唯物史观经过李大钊的广泛介绍，1929年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同样是受这个规律所制约的。郭沫若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一次重大变革，开一代风气之先。唯物史观被视为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风靡一时，成为一种主流思潮。郭湛波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匙”。学术界普遍运用唯物辩证法，沿着考察社会经济关系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显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不过，对研究者来说，所面临的远非兴奋，而是混战得一团半蓦“这几年来，虽有不少的人用了新的方法来解剖这谜样的社会，并且曾经过了好几次的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者，但结果仍是各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真有人觉得‘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之叹!
二、学术界对社会史论战反思的特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史论战保持交织的状态，到了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对论战的重新审视。当时学术界对论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项重要特征。
其一，对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倾向的反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就论战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于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否认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差别和不同，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王礼锡指出:“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时，缺乏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由于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历史特殊性，在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难免不陷入简单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中国社会经济史本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中国社会史分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欧洲的历史分期，这是人们必须首要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吸纳唯物史观理论养料时，不可能总是机械的盲从，它有赖于人们对固有理论方法的能动整合。人们对此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识见的增进与反思的过程。
其二，对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不满。在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和剧烈的辩论中，因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斗一争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争论者“你来一拳，我来一脚”。社会史论战一度陷入谩骂式的政论之中。陶希圣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芯”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应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这样的论战，大家(我也是一个)同是在中国史的大门外呐喊。因为论战的文章多囿于门户之见而一时谩骂，因私见偏见而流于意气之争，甚少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无结果而散”。陈啸江深刻地指出当时之所辩论者，实为名词之争，皆未经精密研究之价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学术合作的精神;2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不惜曲解事实，迁就成见;;3为驳斥敌人的论点，不惜将其长处，一笔抹杀。这种因参与讨论者的政治立场、背景及现实政治斗一争的关系而使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对学术更是无补。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等把中国历史材料研究透了，再来一场更有学术性意义的大讨论。
其三，在理论与材料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场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深度却远远不够。社会史论战是一场探本溯源式的社会史辩论，本应依据丰富的史料，以细致深入的论析为基础，但论战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对史实作简单勾勒，用历史材料附会唯物史观的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复杂性的经济层面，应对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现有理论。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之后，犹如急流迂回，人们纷纷从史料本身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踩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例如1933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刊载的论文多注意到史料的运用。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对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进行专题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也渐渐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货》半月刊杂志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稽文甫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讨时期”。
以上表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报及其他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普遍重视史料，是人们要求回到冷静的学术探讨中来的有力征候，成为推动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学术界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深邃识见，又展现了史学研究向多元选择的迈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随即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视: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主张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逐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非常强调史料的收集，大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编工作。三是以陶希圣为核心的食货派。应当说，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转向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食货派的崛起。
三、陶希圣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是食货派的领袖，他是由研究法学而转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各地高校讲授亲属继承法，旁及民族学，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一研究旨趣的转向主要是受时代的革命形势激发。陶希圣说: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形态，发生争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与婚姻制度的历史探讨，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史的研允‘民国’十七至十九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系列论文，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和论战。1929年1月，陶希圣将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冠以《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书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国社会史作决算”。叫绪论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颇为畅销(后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随后又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进一步阐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二书以其斗一争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会”。编辑者小引为促进讨论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还收集了当时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年4月，王礼锡、陆屏，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旧本学人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者，称为陶希圣时代。“在数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将了”，被学界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3991928-1934年间陶希圣还陆续出版了《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辩士与游侠》、《婚姻与家族》、《西汉经济》,《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译作品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的《国家论》为重，以及与人合译了《各国经济卿》、《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7时法读本》等。
在社会史论战中，批判式的文章大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论，每为人所攻击。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希圣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时间向陶希圣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责、批评乃至谩骂，可谓惨烈。陶希圣言:“在这文人积习的各张门户的论争里，我是最先受骂的一人。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每一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陶子学术界对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史观之不纯与治学的因袭。
与论战者一样，陶希圣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为外来解释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刘光宇认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甚什。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的开始就说着他应用什么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这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主义’之点。周予同后来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量相当丰富”，“但因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责”。
(二)逻辑的混乱与观点的豹变。
(三)史料审视之不严。
(四)中国社会史观点的“歪曲”
因为陶希圣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敢立新说，他的观点遂成为学术界不同学派论争和笔伐的对象。陶希圣曾总结人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之所在: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论议。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批评的第二集中点，是封建制度的论议。我觉得农奴制度自战国时代已经分解。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则中国自战国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见于此外更着重于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的有机关系。中国商业资本发达自战国时期，确曾有分解旧生产方法及孕育旧生产方法使日益进于商品生产的效用。批评的第三集中点，是游民无产者问题的提出。我读过《德意志农民战争》等书之后，深觉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在中国应当及时充分讨论，打开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的锁。
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而对来自各方面的非难，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写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倾向的短篇随笔，后辑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进行应战“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覆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一争尖锐的现代，孤独的个人是不应当多说话以紊乱各方的论争战线的。我明知事情是这样，也曾屡次起停笔的决意，但一方面有各杂志主编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觉到理论斗一争的参加，或者有贡献于理论的进步。于是我终于拿笔，终于大胆去受各方的批评。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浪潮中，陶希圣一直处于论战的中心位置，对论战的感受实较许多人更为痛切。
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解说失之于空泛笼统，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打算少写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说:“近来我不想批评，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来建立。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用公式来收纳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陶希圣主张抛弃公式主义，下苦功读书，从材料出发对中国社会发达过程进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史逐朝逐代都细看它一下的过程中，便感觉立论极难了。于是，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
以上表明，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中从事空泛理论争论的现象已日益不满，感觉解决问题应该多从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思想转向的迹象。陶希圣所作的回应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是对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遭受指责、批评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论战的风气，减少对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论战中对陶希圣批判的客观现实令其感到触目惊心。这给陶希圣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陶希圣保持着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当然的，左派说他是xx派不彻底，右派又说他是左派，在左在右为难之中他只有沉默为最合适，所以他沉默了!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何以前行?这是萦绕在陶希圣脑际最发人深思的问题。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回护、斗一争，还是坦然面对，重整待发?陶希圣选择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一文成为陶希圣学术转向的誓词:我们的誓愿是: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宇来，在沙上建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附言》这段话明确地表明陶希圣已决意和当时一般的社会史论战者划清界限，开始逐渐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史料收集和专题研究上来。这一丛书计划准备收罗以下的编著:通论中国社会全部或一时代的变化过程的;对中国时代或问题作特殊研究的史料的收集。《附言》陶希圣先后编校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六部: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中国中古时期的田赋制度》、全汉异《中国行会制度史》、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曾眷《中国古代社会》(上)、陈啸江《两汉经济史》。这些著作一改以前只作空洞论列的情形，注意材料的搜集，着重通过经济要素和社会组织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如果说论战中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这套丛书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史料更加丰富，内容更为充实，更具学术价值。这套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渐渐跨过粗略笼统的“概说”阶段，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全貌。
为了迅速摆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陷入政论的状况，扩大史料的搜集，改变学术界忽视史料的局面，陶希圣拟创办一种“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发布《(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了《食货》半月刊的研究旨趣与筹建食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方法:“一、凡是中国经济社会史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或足够解答一个问题，整理成文不论宇数，都可在这里发表。二、多举事实，少发空论，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四、食货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经济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进行，使工作不致重复，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会员应当随时分配工作交换成绩。”网至此，陶希圣决定全身心投入到《食货》半月刊的创办和食货学会的筹建当中去，倡导搜集史料，倡言学术的合作，培植学界新人，学术界的一场“食货运动”便由此浸浸而起。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摘要：郭绍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极富个性特征，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分期方面，郭著赖以划分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就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则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文化背景。郭绍虞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
显然，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充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注重挖掘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强调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也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体例方面，郭绍虞在《白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
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正是由于所述各内容之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同时，郭著在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这一表述法的好处在于它既能比较充分地体现研究者对整个批评史的宏观把握，又为有条不紊地讲清楚每个问题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适宜方式。由于论题集中，往往可以纵横前因后果、旁及左邻右舍，阐发得更加淋漓酣畅、神完气足，从而给人更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可以说是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其长处所在。例如，其中关于南朝文学批评的论述，尤其是“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一节，下设五目，其第三目“风格”论《文心雕龙》之“体性”说，而远至司空图的《诗品》；论神思则指出“远出庄子，而近受《文赋》的影响”；论曹丕、刘勰诸人之“才气”说更是由“唐宋文人之以语势论气者宗之”而直贯“桐城派论文好以阴阳刚柔为言”。由于作者“史”的意识和“以问题为纲”的意识都强，所以从全书看，早已经于宋代(如严羽、杨万里)即开始伏笔，至元代杨维桢、明代李东阳、公安三袁则几已呼之欲出，这样迪逦叙来，到清代便完全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地说明每一种诗论的形成都是历代思想积累演化的结果。
郭绍虞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时，正是科学研究新观念倡导、实施并取得多种成果的时期。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为《总论》，其具体章目是：第一章，中国：学批评演变概述；第二章，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第三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文学的原因；第四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思想的原因；第五章，文学观念之演进所及于文学批评之影响。这一总论性的文字，是作者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史观的集中体现。不难发现，“演进”与“复古”是构成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支撑理念。1929年光明书局出版的谭正碧的著作就叫《中国文学进化史》，足见进化论思想的深人人心。将进化论的思想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便有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演进”一词。实际上，“演进”一词，正是当时新文化精神的某种体现。胡适在评价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时，就曾将其概括为“历史演进的方法”。而这一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其中显然具有进化论的思想内容。进化论的思想，在当时是浸透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讲学时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就年初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其中关于早在20年前就提出的“新史学”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的定义，梁启超有新的理解和解释：自然一系的活动受因果律的支配，不具有进化的性质；文化一系的活动则具有进化的性质，而不受因果律的支配。
且不论这种划分有多少科学合理的成分，问题的症结在于其思维本身对进化论的认可。尽管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当时学者并未简单地认为陶潜就比屈原进化得高级，但从进化的角度看文学的历史时必然具有的那种认识，却是十分显眼的。例如，郭绍虞说：
所以我以为文学观念假使不经过唐代文人宋代儒家的复古主张，则文学批评的进行，正式一帆风顺尽有发展的机会。不过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一时，无论如何眷怀往古，取则前修，以成为逆流的进行，而此逆流的进行，也未尝不是进化里程中应有的步骤。
一方面，郭绍虞认为唐宋古文家的思想理论具有阻碍文学批评正常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则又认为这种“逆流的进行”也是历史进化的题内应有之义。如果说这是一种辩证的进化观的话，其基本精神无非是说，这种进化的过程必然是有反复的，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过，无论怎样反复迂回，其所以为进化者却又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是为进化论，势必会认为整个的古代文学批评历史就是一个由初级逐步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因此，郭绍虞在《总论》第一章里写道：简言之，则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二时期，恰恰成为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而后一时期则偏于质。前一时期重在形式，而后一时期则重在内容。所以这正式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至于以后，进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则一方面完成一种极端偏向的理论，一方面又能善于调剂融合种种不同的理论而汇于一以集大成。由质言，较以前为精确、为完备；由量言，亦较以前为丰富、为普遍。
这样的判断显然是符合进化论的观念的。在郭绍虞看来，“进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演变”的意思。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他就并不是完全按进化论的观念来描述和阐释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了。换言之，他实际是在批评史实与进化论判断之间展开自己的理论身世与价值阐释的。
建国以后，郭绍虞曾先后两次对原著进行修订。1955年，郭绍虞完成对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
除此而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作者在新版《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扇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匀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尽管在有限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手法。应该说，郭绍虞主观上对旧著改写的态度确实是严肃的、认真的。第一次改写不满意，他又着手进行第二次改写。
1959年作者对旧版批评史上册的第二次修订完成，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改写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由于只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使得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较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郭绍虞的改写力求体现上述倾向。
他在《绪论》中说：“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作者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既然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主线，所以书中随处可见什么“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一类的标题。而魏晋南北朝则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萌芽与发展时期，隋唐五代则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与此相联系，作者对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也作了调整，放弃了早期依文学观念的发展，按正――反――合的逻辑，将批评史划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的做法。而是“斟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这样的划分与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更加贴近了。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以上做法似乎有些简单化，所以强调在具体运用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简单化。他也确实这样努力了。不管是初版，还是修订，郭绍虞都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这无疑值得后来的研究者们借鉴与学习。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其特点是明显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例如，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郭绍虞将传统的诗文理论视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把明清时期已经兴盛发达的小说、戏曲理论则置于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使得其研究实际上成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史研究，无形中缩小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本应包括的范围。尽管存在不足，但初创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实属不易，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无疑值得充分肯定。